疫情恶化与政府失能

【议员观点】

马来西亚于2020年1月25日出现了首宗2019冠病确诊病例，这场对垒病毒的战争迄今已满一周年。国内当下日益严峻的疫情，可要归咎于没有政治正当性的夺权政府、缺乏“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概念的官僚体系，以及盲目追求财政节约的迷思。

去年9月，沙巴监狱爆发了群体感染，再加上全国政治工作者与党工飞往沙巴投入州选，卷起了马来西亚第三波疫情。过去数周，大马每日确诊病例几乎都破3000宗，可见疫情已经失控。1月23日，4275宗确诊病例更写下了单日新高。

政府在1月11日宣布实施行动管制令2.0来阻断2019冠状病毒的传播；翌日最高元首接纳身陷政治斗争的首相慕尤丁建议，同意颁布紧急状态。开年至今，慕尤丁的32人内阁已有5名阁员确诊。

数个月来，医疗界已多次敦促政府把有限的医院设备，尤其是加护病房床位、呼吸器和医护人员的时间与精神，优先给有严重症状的确诊者。无奈，卫生部一直到最近才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决定让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确诊者居家隔离。

卫生总监诺希山对于使用快速抗原检测试剂（RTK-Ag）展开大规模检测的建议不太热衷，倾向以准确度较高的聚合酶链反应（RT-PCR）进行检测，但后者的费用较高，且因为化验所的负荷越来越高造成检测结果的延迟。

即便目前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确诊者占据了多数，在卫生部的标准程序中，还是不为确诊病患的无症状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面对确诊病例攀高、人力有限的情况，追踪接触者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被搁置。

卫生部长出师不利

在很多奉行联邦制的国家，卫生事务的管辖权一般是由中央与州/省级政府共享，马来西亚则是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全国各地的医院最终的问责人皆是全国卫生总监。

马来西亚的联邦公务员体系，参照了印度的制度，公务员是可以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互调的通才，譬如农业部的秘书长，随时可以被调任主掌国防部的民事服务。

然而，一些部门，如卫生、武装部队、警察、公共工程和教育等相关单位，有相关特定领域的人员为主管。卫生总监是全国医生之首，掌管全国的医疗体系。卫生部也有公务员体系出身的秘书长负责政策与行政，与卫生总监一同向政治委任的卫生部部长负责。

部长作为内阁成员则在每周的内阁会议就国家政策做出集体决定。

去年3月1日靠着政变夺权而上台的首相慕尤丁，在3月9日公布内阁名单的几天后，便颁布了限制行动令。3月18日午夜生效的限制行动令，让很多居住在首都以外的新任部长来不及安排住房，更不用说是了解部门的大小事务。

新官上任的卫生部长阿汉峇峇（下图），于3月19日首次电视亮相，就因为“喝温水可杀死冠状病毒”的笑话而引起公关灾难。这位在小镇经营数家私人诊所的医生，在社交媒体受尽了抨击，以致慕尤丁的公关团队暂时让其消失在幕前。

“成也山哥，败也山哥”

喜来登政变前，卫生部有关冠病疫情的日常记者会是由前任卫生部部长祖基菲里主持。诺希山代替阿汉峇峇上场，成为政治混乱中的抗疫信心支柱。“山哥”成了大家的希望。

卫生总监展现的领导之风，也为慕尤丁政府加分不少，当时疫情一度暂缓更让新首相慕尤丁的支持度飙高。6月初，慕尤丁认为支持率高到可以立即举行大选，以打破他薄弱多数的僵局，放眼赢得更大的委托来继续执政。

最终，一系列的政治恶斗及疫情的再度恶化，让慕尤丁的支持度自10月开始一直下滑。此后许多政治交易也陆续出现。

不幸的是，诺希山（下图）个人的盲点，如抗拒使用快速抗原检测试剂、不对无症状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还有以卫生部主导而非整体政府的抗疫方针，在疫情失控后开始露出端倪，多少有“成也山哥，败也山哥”的感慨。

首相应撤换卫生部长

慕尤丁必须果断，透过内阁改组委任更适任的卫生部长，提供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管控。

迟至上星期，政府终于把私人医院纳入抗疫工作中，透过紧急状态让私人医院首度接收确诊者，即便一些私人医院宣称之前曾有提出给予帮助。

马来西亚有双重医疗体系，许多大城市里的营利私人医院，其实是由官联投资公司或官联公司拥有，只是以私人医院的面目营运。还有不少私人诊所，提供着费用相对可负担的门诊服务，但都没有被纳入一起对抗疫情的队伍。

我们没有像几个邻国那样，全力投入在疫苗的采购，更未能及时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冠病疫苗保障机制（Covaxfacility），政府也不愿意投下更多的资源，所以疫苗相对与周边国家更为缓慢。据悉，疫苗会在2月杪抵达，卫生部目前计划要用18个月为70%人口接种。我觉得时间拖得太长太慢。

财长过于保守节约

政府除了匮乏抗疫的政治人才和领袖，过于依赖诺希山之外，在此时此刻主张“财政责任与节约”也造成政府不愿意出手花钱整治疫情。

银行界背景的财政部部长东姑扎夫鲁（下图），至今还在专注保守的财政纪律与节约的想法，尝试尽量维持国家的收支平衡。我曾建议政府加码聘请数万名前线医护人员和接触者追踪人员，而非只是消极地指示雇主自费把外劳送去检测。显然，政府无意投放更大的资金抗疫。

大马有工作准证的外劳多达160万人，加上非法外劳恐怕还要多个数百万。自从“强制”外劳检测后，将近2个月来只有少于20万人进行了检测，许多未接受检测的外劳可能还会带来危险。

政府必须意识到，在这抗疫的关键时期，稍微“财政放任”也不为过。前提在于，政府投入抗疫的额外开销，不得涉及贪污因素。

政府也很难从固有的思维和习惯走出来。马来西亚的监狱目前囚禁着7万人，远远超出了可承载的5万2000人。面对超过10％的囚犯和监狱人员已确诊，我和国会下议院副议长阿莎丽娜透过跨党派合作寻找方案，也多次促请内政部部长正视此事，但始终看不到他的政治意愿。

冠病疫情曝露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歧、各自为政的官僚体系，还有治理不力等等，导致不能很好地应对冠病疫情危机。慕尤丁应该立即采用整体政府和整体社会方针，与全民一同抗疫。

刘镇东是行动党籍上议员，也是行动党政治教育主任兼柔州行动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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