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尤丁政府抗疫五大败笔，“希盟+”五州须合作自强

观点

联邦十三个州属当中，有多达九个不配合首相慕尤丁的仓促决定，拒绝开放部分经济领域复工。对于研究马来西亚宪政的学者和论者，这是马来西亚联邦主义发展的重大进程。同时，此事也让慕尤丁政府脸面与公信力尽失。

这九个州属，有五个亲“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 Plus），包括槟城、雪兰莪、森美兰、吉打与沙巴。至于另四个州属，即便亲国民同盟，也仍然拒绝跟从联邦政府的决定。

事实上，国民同盟政府打从在3月18日执行行动限制令之际，就已经与州政府产生了几次矛盾。

第一，慕尤丁是于3月16日晚上10点才仓促宣布在18日开始实施行动限制令。各州大臣和首长就与社会大众一样，透过电视直播才知道首相的决定，此前并不知情。

显然，联邦政府应该先知会各州政府，进行协调与协商工作，在对外公布如此重大决定前，让州政府能做好相对应的准备。柔佛州政府尤为深受影响，每日往返新加坡工作的数十万马劳必须临时做出安排，而州政府事先不知情，没有办法做出应对措施。

3月17日，首相召开与各州大臣和首长的会议，非国盟执政的州属却被排除在外。在抗疫的关键时刻，国民同盟仍操作政党对立，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对此，慕尤丁政府很快地把责任推卸给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祖基。

第二，联邦政府如今继续忽视各州，让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的权力无限扩大，在开放经济领域复工方面，无视地方政府能够扮演的积极角色。

第三，联邦政府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授权贸工部处理特定经济领域复工的申请和审批。迟至今天，贸工部除了制造业以外，并还没有为其他经济领域推出复工防疫指南。地方政府作为在地审批营业执照的单位，应该更适合处理经济领域的复工，毕竟他们对县市内每条大街小巷的各行各业都了如指掌，也清楚知道在地的实际状况。

联邦政府的职责，应该只是为复工确立基本的标准作业程序，并交由州政府透过辖下的地方政府执行。

一党独大旧时代已作古

第四，在行动限制令执行期间，妇女及家庭事务部在分派救济品方面玩弄政治。正确的做法，应该交由州政府监管，让县土地局配合地方民选议员处理分派工作，全程不分朝野政党。

第五，无论横纵两面，整体政府方针都做得不足。横面，政府的左手（经济或安防部门为例）不知道右手（卫生部门为例）在干什么，所做的决定都违反保持社交距离的初衷（如大肆扣押难民和外劳，造成他们害怕而躲藏，疑似感染也不愿进行病毒检测），也没有做好咨询（如阿兹敏之前让理发店复工，引起社会反弹）。纵面，联邦政府机构没有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做好充分的沟通协调。

如今，慕尤丁宣布让部分经济领域提前在5月4日复工，而非在5月12日第四阶段行动限制令结束之后，九个州属的不配合形同对慕尤丁投下“不信任票”。

但愿首相此刻清楚知道，一党独大政府全面统治联邦、各州与公务员体系的旧时代，已在2018年5月9日作古。

在2018年大选之前，巫统控制了大部分州属，而巫统首相也透过自己属意的巫统大臣和首长人选，得以让州政府完全遵从联邦政府的旨意。即便伊斯兰党自1990年就执政吉兰丹，民联／希望联盟也自2008年执政几个州属，巫统透过一些联邦政府委任的公务员，于在野党州属仍有政治影响力。

希望联盟已为马来西亚政治建立了新常态，首相不能再轻易透过政党的管道控制州政府。况且国民同盟其他成员党，也不是由慕尤丁一人说了算。除非是在法律规定之下，各州大臣与首长并不会贸然跟从慕尤丁的所有决定。

慕尤丁最多掌握国会113席，比简单多数的112席只多了一席，这也让公务员更为谨慎。

慕尤丁的每一步，都让各方钳制着。

分权让州政府参与抗疫

联邦与州政府的宪政设计，是马来西亚政治制度的特色所在，我们必须让联邦主义可以充分得到发挥。

1946年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危机，让英国放弃把我们打造为单一制国家的想法，于是在1948年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便有了联邦制底下的各州政府。尽管如此，今天的联邦政府比当初更集权，尤其是在法定权力与财政方面。无视联邦主义精神，一直让慕尤丁政府下错决定。

在宪政框架与马来西亚相近的印度和澳洲，警察、医院与医疗服务，以及大部分的教育机构是由州政府管辖，而非联邦政府。

面对眼前的持久战，我们必须重新检视州政府的职能，把他们纳为抗疫战略的重要一环，才有助于克服疫情危机。透过地方分权，让州政府扮演更吃重的角色，才能在全国各个角落更有效地推行抗疫措施。

理想中，联邦政府在未来应与各州分享所得税收入，这远胜于现有的制度。目前，天然资源如石油的税收由各层级政府共享，还有州政府只能从土地、木材与房地产获取税收，这导致州政府无视气候变迁和环境保护的议题。

与州政府分享所得税收入，将会鼓励州政府更积极推行州内经济发展，贡献全国经济增长，因为他们也可以从中直接受惠。这会在经济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联邦与州政府的协作。一个州属的经济越好，联邦与州政府双双都有更高的税收。

州政府有了更多的税收，便能把资源用于强化在地方警务、教育和医疗，扮演更大的角色。

莫哈末沙布与我在担任国防部正副部长期间，推动三军后备部队的改革，重新思考他们的职责。除了在作战中支援与辅助正规军，后备部队也理应接受相关训练，投入灾害防救工作，以便任何州属发生水灾等灾患时，当地的后备军能第一时间率先出动，再由正规军反过来“支援”。如果事成，州政府可分担经营后备部队的一些费用，发展出类似美国国民卫队（US National Guard）在各州的编制，同时也增进联邦与州政府的合作精神。

为了应对2019冠病疫情和未来的挑战，我建议槟城、雪兰莪、森美兰、吉打和沙巴这五个亲“希望联盟＋”的州属，能够视彼此为一个整体，加强之间的协作，这也能巩固民众的信心与信任。

联邦政府做出了错误示范，横纵两面都没有做好协调，因此五个亲“希望联盟＋”州属应该携手合作，在新常态下彰显民主与善治的一面。在联邦政府无能、无为、分裂和错乱的时候，“希望联盟＋”州属肩负着更大的重任，捍卫人民的福祉。

本文作者刘镇东是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教主任、前国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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