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捷径”改革难敌保守反扑，社运有必要深耕基层

马来西亚2018年经历首次的联邦政权轮替，而民间一度对新政府充满期待，惟1年多之后，改革落实缓慢，甚至在保守势力反扑下后退，如废死和ICERD签署，进而引发众多的怨言。

社党财政苏淑桦及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何明修提醒，即便政党轮替打开了民主空间，社运团体对于执政者的期待必须务实，不应抱持过度的幻想地“面向政党”积极游说政党菁英，而忽略“面向群众”深耕基层累积群众力量。

苏淑桦前天在一场论坛中说，“政党轮替后，政府确实展开了各层面的咨询，但社运的朋友感受比较深的是，这好像只是个形式化的咨询。似乎好像只要你有了这样的环节，政府就尽了责任。实际上，这些改革议程有没有纳入呢？在我看来是没有的。”

“……其实希盟成立的过程中，各党对于选举宣言并无共识，因为希盟并不是因理想而结合的，它是因利益而结合。当它因利益而结合后，它自然也会因利益而必须去计算。”

“民间有很多的不满，是因为民间对政府有所期待和想象。我觉得，社运组织者的思考必须相对清晰，对于政权或执政者不需要有太多的幻想。”

这场论坛的主题为“社运的难题：从马台政党轮替到香港运动”，在11月10日于吉隆坡亚答屋84号图书馆举行，现场出席者约有40人。论坛另一名主讲人为何明修，而主持人则为公民团体“业余者”代表曾剑鸣。

此前，林连玉基金及马大中国研究所原定邀请何明修来马演讲。惟林连玉基金在争议声浪中，以“时机不当”为理由决定取消讲座，马大中国研究所的演讲也随之取消。

随后，公民团体以筹款和个别承担讲座经费的方式重新邀请何明修如期来马。业余者举办的这场讲座，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另外两场讲座则分别由群议社和晴溪坊联办，以及隆雪华青和马大新青年等组织合办。

社运“第一次失恋比较痛”

论坛中，何明修也分享了台湾经历两次政权轮替后，社会运动发展及观察经验。他指出，台湾社运经过数次的政权轮替后，对执政者的期待程度“相对务实”，不再过于期望改革议程可以随着政权替换，就由上而下地完成落实。

他开玩笑地把本地民间的失落感比喻为“第一次失恋”。“第一次总是比较美好，而第一次失恋总是比较痛苦嘛，第二次失恋就比较可以应对啦！”

他续说，“民进党第一次上台后，废除核电不成功，后来又续建核四，很多人心都碎掉了，甚至完全退出了。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后，社运团体的心态就比较健康一点，就像第二次谈恋爱那样。”

他也分享道，台湾政府也同样会形式化地举办咨询会，试图安抚社运团体。他形容，政府总是想着“真戏假做”，当社运团体获得任何咨询协商的机会，则懂得抱持“假戏真做”的心态，放低期待但仍然积极参与咨询环节，不放过政策或法案制定的细节。

社会团体抄捷径之弊病

不过，何明修亦点出台湾社运团体常有的策略弊病。他指出，台湾社运团体经常在没有营造及累积的社会基础之前，就急于抄捷径，透过民进党这个“政治杠杆”，来达成改革愿景，惟最终招来保守派的反扑而溃败。

“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人权团体虽然没办法要求直接废死，但要求到民进党可以暂缓执行死刑。马英九上台一年之内虽然继续遵从，但到了2009年就恢复了死刑。如果做民调，台湾有80%的人反对废死。”

他指出，台湾多个社会运动皆有相似的现象。他再举例，多元性别平等的社运团体虽然拉拢了民进党支持落实同性婚姻合法化，惟民进党上台后，政府却面对保守势力巨大反扑而退宿。

他举例说，2018年的公投更展露了保守派的动员能力，而进步派落实“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性别平等教育”的改革议程，则显得经不起群众公投的考验。

2018年11月台湾九合一大选中有十项公投案，其中五项与同志权益及性别平等教育有关。公投结果显示，支持同婚及性平教育的阵营实际上民意基础较低，公投案全军覆没。

惟由于2017年5月的大法官释宪要求，台湾政府必须两年内修法落实同志婚姻合法化，台湾立法院最终以“制定专法”的方式合法化同性婚姻。这虽然与社运最初要求“修订民法”来落实同性婚姻的主要诉求有所落差，但社运团体最终普遍接纳这项妥协办法。

因此，何明修强调说，社运团体在民主政治之中，除了必须游说政治人物及参与立法过程之外，更不可忽略与广大社会公众对话倡议，为议题打造坚实稳定的群众基础。

民主社会的保守派反扑

何明修也提到，当政党轮替后民主空间逐渐撑开，惟保守势力亦容易渗入其中。此外，保守势力的基层动员能力往往比社运团体更强大，这也再次彰显社运团体积极建立基层群众的重要性。

“台湾近几年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保守派他也跟你说他也是公民社会。以前所撑开的对话管道，例如行政院妇权咨询委员会，以前都是妇女运动团体参与，后来保守派的教会团体也进去了。”

“……保守派会开始学习社会运动各式各样的招式，他也来联署、也来公投、搞集会静坐，跟你做同样的事情，而实际上他们做得还蛮成功的。……保守派动员的能力，往往比进步派更强，教会团体签名签一签一下子人数就达标了。”

“社会运动过去认为，当代议民主的方式行不通，就采用这种‘直接民主’（即公投）的方式。但是，这种直接民主的方式现在已被保守派拿去了，这是以前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

改革议程不可脱离群众

论坛中，苏淑桦则表达了近似的观点。惟她也点出，即便民主空间尚未开放以前，保守势力的基层影响力多年来早有深厚的积累，且已经不断地扩张。

她以伊斯兰党及巫统在马来乡区的实力为例说，巫统及伊党之所以能够累积出如今的基层势力，其实确实“下了苦工”，早在过去几十年积极投入大量资源深入基层。

反观社运团体，苏淑桦指出，本土社运团体应意识到社运“面向群众”的必要性问题，积极投入资源对广大群众倡议和互动，改革议程才能经得起群众的检验，而非只是菁英之间的共识成果。

“这是社运要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社运团体是否有将资源用在群众上？还是你的资源都用于研究更好的政策，然后去跟政党协商来取得成果？”

“如果你希望透过政党协商取得成功，那么它终究是由上而下的成果。这样的成果若是脱离群众，改革议程若没有被群众接受的话，它必定会引起反弹。所以，社运要如何面向群众，也是很重要的议题。”

她补充道，社运团体应能在“面向政党”及“面向群众”两者并重，当社运有能力打造基层动员能力，同时也将会提高社运与政党协商时的议价能力。

社运能量积累与反思

对话之间，何明修与苏淑桦两人皆提到，各地社会运动必须从经验中不断累积能量及反思修正。

何明修以香港的社会运动为例指出，香港的社运近年走向“深耕细作”地探入基层社会，亦是雨伞革命占领运动的经验反思结果所转化而成。

“香港的雨伞运动前，他们搞五区公投，后来都失败，他们才决定占领。占领运动还是失败，他们才开始想一件事情，那叫做‘深耕细作’。”

“香港运动组织者开始走入社区，各个不同的专业团体去做组织，做得非常认真。他们也在社区举办电影会，观看电影《十年》，开启很多的讨论。”

他也指出，今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极大的动员能力，并且采取没有传统组织或领袖主导的“无大台”模式，都是过去的经验积累与策略反思使然。

政党轮替是数十年积累

苏淑桦提出，社会运动不应只是“结果论”，而必须重视过程中参与者的充权及自强，以及社运集结起的能量如何积累和延续。

她坦言，许多人将2018年的政党轮替形容为“和平的政权轮替”，这种说法似乎意味着政党轮替是希盟政治的结盟策略使然，而这令她感到不舒服。

苏淑桦认为，马来西亚出现政权轮替乃是数十年社运能量的累积，最早甚至可追溯到马来西亚1930年代的工人运动及左翼斗争。她点出，马来西亚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许多人为之牺牲，因而不应如此扁平化地看待政权轮替。

“我觉得，和平的政党轮替这种说法把过去的人所做的努力都扁平化了。事实上，这股民间力量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工人运动，后来的华教运动，数十年累积起的力量发酵而成。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多人牺牲了。”

大马人民政治想象的蜕变

苏淑桦认为，2018年的首次政党轮替，绝非只是政党结盟策略得来的结果，而是民间社会数十年来所积累的能量。对她而言，马来西亚人民对政治的想象，已在过去十年的选举经验之中逐渐拓宽，打开了新的局面。

她认为，希盟执政后民间出现不满声音，其实也象征着大马人民对于政治人物已有更高的期待，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亦有更高的要求。

“回想2008年的选举，我们不敢想象可以换政府，但票箱却里面出现了惊喜。2008年到2013年之间，民间开始有了更多动力和结集；到了2013年，我们已经敢于想要换政府，虽然最终失败了。”

“2018年成功换政府之后，如今人民的政治想象已经提升到，对政策和政治人物有更高的要求。其实，我们正从过去的失落中，不断地打开新的局面。”

“这个局面要怎样延续下去？社运要怎么做？我觉得，社运组织者不能再怪罪政党没听你说，我们要去结集力量，让政党来听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