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加兰伤逝1：义山、乡情与绿色抗争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前言：七年前抗争失败

通往边加兰的笔直宽阔道路，熙来攘往的车辆川行在四条大道上，速度飞快。数年前，这条大道只有双向车道，是联邦大道的旧式公路，只要一遇到大型罗里，就得慢慢跟在后头。

来到四湾大街，新兴商店区林立，一栋肯德基（KFC）快餐店坐落在油站旁，大型超级市场和小食摊顶着斗大醒目招牌，一群群移工进出，和旁边椰林散布的幽静海边形成强烈对比。

阴暗无光的鱼寮，帆布随微风缓缓飘扬，年过半百的老渔夫坐在破藤椅上，望着海上。极目远望，那是一座座圆形储油库，前景是一条延伸入海的木造小码头，平日供大湾和四湾七星网渔夫停泊、上岸、运送渔获。

如此突兀的环境，对边加兰居民来说，却是日常。边加兰位于柔佛州东南部，面对新加坡樟宜，不远处可看见印尼峇淡岛和民丹岛。位处柔佛海峡必经之处，经常是大型油槽船选择的海路，海岸吃水深，被认为是天然深水港。该海域曾经发生数起油槽船漏油事件。

由于位处柔佛州边疆地区，走私活动蓬勃。这片边疆海域孕育着种植业、养殖业、捕鱼业、养畜业、园丘业为主的居民，百年来依靠大自然资源和地靠边疆海域的优势维生。

地理上分为各个村湾，计有头湾、二湾、新湾、大湾、三湾、四湾、五湾、六湾、七湾。华裔居民以一湾一村一山的格局分布，各村湾建有学校、神庙，与巫裔居民毗邻而居。

如此安逸生活一直维持上百年，直到2011年至2012年爆发抗争运动。2012运动失败后，边加兰起着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居民的日常生活型态也悄然改变。

葬礼与祭奠的乡情

2018年7月，边加兰四湾大街上一间烧得焦黑的店屋暴露在太阳底下。不远处，孙秀彬老师的楼房外搭着棚，招呼从边加兰村子各地前来慰问的亲戚朋友。

孙老师熟练地指认出众人以及村民之间的亲朋关系，几乎全村人的关系图都已深刻在脑海中。

大家都喊她“孙老师”，是7年前边加兰抗争运动的主要领导一员。她和丈夫张峻岳曾经为协助边加兰居民抗争而扛起领导大旗，和无牙伯、龙虾超人Otak Tan、吴礼廷（吴老师）成为抗争运动的中坚份子。

张峻岳父母不幸在一场大火中逝世，笔者从柔佛新山远道而来慰问。孙老师说，家公家婆将不会安葬在边加兰，而是选择在相隔120公里远的古来墓园（富贵山庄）。

“我的亲人也选择安葬在古来墓园，以后方便我们祭拜两家的祖先亲人。”

无牙伯和孙老师夫妇决裂

那年，石化工业发展开到边加兰，影响当地7个村落、5座义山、7间庙宇和6所学校，边加兰居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争运动，以2012年9月30日的“永续边加兰”绿色大集会达到反抗高潮。

石化发展洪流激起边加兰华人激烈反抗。他们向来崇敬祖先和神明，以保卫义山的名义发起多次抗争，最后一次以无牙伯独自徒步500公里告终。

2014年6月1日，无牙伯从边加兰到吉隆坡国会“上京请命”，惟抗争组织内部分裂，被当局从中钻漏洞，个别击破，昔日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当局的无牙伯和孙老师夫妇决裂。

无牙伯上京之时，也是边加兰首座义山坟墓遭开挖之际。村民虽然围在大湾义山周围，试图阻止挖泥机进入义山，但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警人员，一旦有村民试图走近义山范围，就会被军警人员包围，并“护送”离开义山，甚至有抗议民众被戴上手铐。

这对村民内心起着恐惧和阻吓作用，而且抗争组织当时也因分裂，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以致原本坚持“不谈判、不协商、不搬迁”的村民，内心被击溃，保义山立场瞬间崩盘。

人情为先，先人之情为尚

张峻岳谈起2014年在宝安宫举办的义山联合会最关键会议，充满无奈。

“当时我们都认为抗争运动已来到最后阶段，之前被我们引导加入抗争的义山后裔，我们需要对他们负责，万一抗争失败，我也要确保他们的祖坟仍以完好方式处理，如获得赔偿和搬迁，而不是丢下他们不了了之。”

于是，当时他告知村民当局强势迁坟后，几乎所有义山后裔都签署搬迁同意书，仅剩11位后裔坚持跟随无牙伯脚步。

“当时我得到边加兰华社领袖，也是四湾宝安宫、四湾福潮亭义山主席邱财发的全力支持，在顶着当局所有压力下，他信任我，放手让我搞抗争，但四湾大部分人并不支持声援其他受逼迁影响的义山。”

“我们去找马华柔佛州华人事务官时，他还问我们，这些义山是其他湾的事，为什么你们四湾要赶这趟浑水？”张峻岳说，这是当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孙老师（见下图）面临家族巨大压力，最终把其父坟墓从大湾义山迁离了。孙老师是抗争运动的中坚份子，也是重要的对外媒体发言人，一再强调保义山立场，在关键时刻脱队，被无牙伯认为是“背叛”行为。

我有机会三度採访孙老师，她每每提及此事，语气会不经意激动起来，眼眶含泪，即使过去经年，仍难掩悲伤、无奈。

“一座祖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整个家族的。我的弟弟很好，已经全权放手让我去处理。后来我妈经常梦到我父亲，她担心其他坟墓搬离后，只有我爸的坟留在那里，孤伶伶地，很担心、很难过，一直打电话劝我同意搬迁，当时我的叔叔也给我施加压力。”

在被标签为“叛徒”后，孙老师也不打算公开平反，谈及背后牵涉的复杂因素，选择保持沉默。抗争运动失败后的数年，她和曾经战友无牙伯渐行渐远，过了一段不相往来的日子。

另一名抗争大将Otak Tan忆述，当无牙伯徒步上京，正要抵达吉隆坡时，孙老师就签了迁坟协议。“她的理由是‘嫁出去的女儿无权决定’。”

2017年，无牙伯岳父逝世，边加兰相熟的亲朋戚友来慰问，人数众多，在屋外宽阔草地搭了一个大棚，人流络绎，当中包括孙老师夫妇。边加兰向来是乡下地区，人情味浓厚，人与人之间关系强调人情的连结，尤其是崇敬祖先和祭祀。

没有什么坎过不去，小地方容易见面，也容易在生活、人际上产生联系，张峻岳从事电气技师工作，无牙伯太太从事罗里沙石运输，都是边加兰石化园区的本地承包商之一。

虽然从事不同领域的工程，但他们和园区发展总有挂勾，即使当初因为义山课题而闹分裂，事过境迁，面对老辈逝世，总是人情为先，先人之情为尚。

逼迁祖坟激起强烈反抗

抗争运动最高潮之际，把众村民团结一起、激起村民最强烈情感的，就是义山。2012年9月30日举行的绿色大集会，藉着石化工程的进驻，被定调为以环保为焦点的群众示威，是一群边疆村民对抗重污染工业大鳄的势力悬殊的对抗。

和外地前来声援的集会者关注焦点不同的是，整个集会过程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当地居民手拿先人遗照，一行人身穿绿衣，神情肃穆，静默地从远处缓步走到集会舞台上，向着一众参与者下跪、悲戚呐喊的画面。这祯图像成为第二天各大媒体封面照，也与绿色集会的环保主调形成相当突兀的存在。

Otak Tan回忆，绿色大集会已被外地联合举办的组织和政党分散焦点。当地人较在意祖坟被逼迁，而大集会则聚焦环保课题。因此，当主办单位询问边加兰自救联盟计划安排什么人上台演讲，Otak Tan和吴老师（联盟副祕书）则秘密主导“先人遗照”的戏码。

“灵感是来自吴老师的同学，他在面书写着‘爸爸，我要带你一起见证930’。”

“后来，我们在台前摆放椅子和遗照时，主办单位才问我搞什么？到我们号召的村民在台前列队，他们才发现我们搞的和他们不同。当时多数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年轻人配合我。”

在地认同根植于民俗信仰

长年在边加兰做田调的文史学者莫家浩点出，这是一场民间信仰与抗争行动之间互为利用的反抗运动。

“外地人看这场边加兰抗争，将村民简单二分法，分为反抗者和支持发展一派，可是如此选边站是不行的，没有处理各村之间的认同，也没有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去了解村民。”

边加兰因为地处边疆海域的关系，社会结构以村湾组成。以前由于陆路交通不便，村民都靠船移动，一湾、一山、一庙、一校，成了边加兰华社特殊的社会文化景观。

在地文化认同仰赖根植的民俗信仰来形构，因此村民对各湾、各庙神明、先祖的认同，更甚于对整个边加兰地区的认同。相比之下，保护环境不被污染，对抗发展大鳄的抗争方向，对村民来说并不迫切。

因此，边加兰抗争运动可说是成也义山，败也义山。从最初的反灭村、到环保为基调的反石化，最后退守到保义山。抗争运动主打议题的走向节节败退，因为难以提出团结边加兰各湾村民的议题。

乡村治理的结构

反灭村是经济发展和破坏家园的对立，若承诺土地赔偿、确保房屋生计，将可收买人心。反石化是环保课题，对城市人或许有吸引力，对村民来说非常遥远。

在一个以土地、人情、民间信仰为核心的乡村，义山反而是凝聚人心的课题。也因此抗争运动到了后期，保义山成了主调，结庐守墓、义山行，能成功举办起来；而由艺术家带领的“拯救边加兰艺术计划”，强调土地、乡情的在地连结，也获得村民支持。

这和乡村治理有深层关系。长久以来，作为边疆乡村的边加兰，政府的管理以渗透村民日常机构为主，例如马华政党主要干部兼任义山管理人、学校董事、神庙负责人等重要职位，同时也掌握当地经济活动，拥有土地、园丘等重要经济资源。

他们既掌管村民日常祭祀、信仰、教育的社会文化活动，也掌握当地经济脉动，是政经结构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政府管理的当地行政代理人。

在此政经、社会结构下，边加兰自救联盟的主要成员其实是整个结构体系之外的边缘村民，他们没有与结构产生深刻的利益挂勾，初衷仅是为弱势村民发声，对抗不公不义。

2014年，当首座义山坟墓被当局强势开挖后，保义山运动崩盘，原本坚定反对不迁坟的村民纷纷放弃，仅剩无牙伯带领最后11位后裔坚守保义山的最后防线，独自一人徒步上京后，以法律诉讼坚持到最后，无奈仍在2015年输掉诉讼，无牙伯必须偿还8万9000令吉律师费。

对此，莫家浩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是当地村民的抗争运动，还是外地城市人的社会运动？

无牙伯选择坚持原则，保义山至最后一刻，甚至辞去义山联合会的职务，独自徒步上京。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曾经轰烈的抗争，在不到2年间会瞬间崩塌？最后只剩下无牙伯一人孤军奋战？

无牙伯：无权势者的抗争与失败

无牙伯在边加兰抗争运动是标杆人物。村里的人都说，他在抗争运动之前，是默默无名，没有什么声音的边缘人物，独行侠、孤僻，是他的形容词。

但是，就是因为无权无势，无牙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在抗争运动成为发声量巨大、影响力最大的抗争领袖之一，也是媒体追着採访的对象。他是被边加兰政经社结构排除在外的非既得利益者，一心致力为当地弱势争取利益。

抗争运动兴起时，他那种不按牌理出牌，突破现有社经势力和秩序的方式和策略，一度成为村民看见抗争希望的曙光，因此纷纷向他靠拢。他也从边缘进入结构内部，成为义山联合会总务，同时以边加兰自救联盟财政的身分承担抗争运动的工作。

但是，当他和其他抗争战友有所分歧，他一如既往以边缘人的姿态处理，孤立、偏激的方式让他和昔日战友、大部分村民走远。坚持抗争的村民仍在，但所剩无几。他的亲友、大湾三间钉子户和11位后裔成为最后的坚持者。

无牙伯最后的徒步上京，其实已是抗争失败的一场仪式。当他选择辞去义山联合会职务，就代表了放弃抗争，也代表在现有体制结构下的抗争失败。

体制外抗争有武装军警拦路，当局採用武力优势震慑村民，植入恐惧，再用金钱赔偿利诱，利益抢夺的竞争分化各村。没有体制结构的保障，抗争村民彷彿漂浮在大海的浮木，没有支点。

因此，当无牙伯选择离开体制内的职务，已经预示这场出乎意料在乡区爆发的抗争运动，最终敌不过层层关系结构，体制外群众运动无法对体制发起有力影响力，无牙伯也被迫脱离体制，继续独行侠的姿态，万里上京。

但对于和体制协商的孙老师来说，这场徒步是无牙伯的下台阶，公开昭示他已尽力。或许，对于无力抗衡的个体，这是宣示失败的一场仪式表演。

乡区权力分配与利益竞逐

美国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王钧瑜在边加兰从事田野调查5年，之前以边加兰为研究对象写就硕士论文，对边加兰抗争运动有深层解读。

“乡区华人不是铁板一块，它其实是由许多异质人群组成，如不同姓氏、家族、村湾、信仰等。马华虽然是政党，但在乡区更多是以社团的形式参与村民的公共事务，比如神庙、学校，几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事务上，主要人物重叠，环环相扣。”

“村民日常事务的拨款，是通过政党批下来，这种党性重的治理方式，往往在冲突发生时，由政党倾向体现出来，忽略背后环环相扣的关系牵连和重叠。”

当抗争运动在保义山上兵败如山倒时，外界尤其都市非政府组织认为，村民面对现实、立场有变，并气馁退出抗争运动。莫家浩和王均瑜却认为，不能以抗争和支持发展的对立，或以不同政党的对立来看。

当学者以村民更细部的身分认同、乡区政治的权力分配、利益竞逐的角度来分析，可理解边加兰抗争运动从来只是一场历史长河下的特例，是时势造英雄的突变。

廖珮雯，自由撰稿人、大学学院讲师。任职《东方日报》新山办事处记者期间，自2011年开始跟进边加兰议题，间中参与报导大大小小的抗争活动直到2012年底。2012年9月30日，边佳兰绿色大集会前，拍摄并上载纪录片《边佳兰，何去何从？》。2014年初，到现场跟进大湾义山开挖情况。同年年底，受《东方日报》之邀撰写边加兰专题。期间，不间断到边加兰探访、参与当地村民活动。2017年，受一台湾媒体之邀撰写系列专题，再次频繁到边加兰访问，费时近两年，并特别在509大选后再次採访，以补充选后边加兰的发展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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