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高教可不可行（下）<br>—— 社会正义就此达成？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论及免费高等教育时，不少人以北欧、德国和法国为例，认为那是发展国家体现社会正义的其中一种方法，让全民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

免费高教是否就能达成社会正义？其又带来了怎样的后遗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北欧国家、德国和法国对高教的公共支出，相较于私人界支出高出许多，其中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的支出都达90%以上，德国和瑞典也在85%以上。 

相较起来，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则效仿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美国，对高教的公共支出只有30%以上，而私人界的高教支出则有60%以上。

着重社会正义的北欧国家、德国和法国落实免费高教，而在高教政策上较倾向欧洲模式的马来西亚，是否也应如此效法？

续上篇讨论大马在财政上落实免费高教的可行性后，本篇则着重理念层面，讨论免费高教会否达成社会正义，以及尾随而来的又有什么问题。

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在其著作《政治的道德》一书中说明，平等的概念是指“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

机会平等原则是构成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即排除那些会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因素，而非指所有人在所有方面得到同样的物品。

就此而言，免费高教究竟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若是机会平等，为何有竞争优势的高收入家庭学生，也无需缴付学费？

若依循机会平等原则，免费高教应只限于低收入家庭学生，以助排除将会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因素；换言之，不分贫富给所有学生提供免费高教，并不会达成机会平等。

另一方面，即便国家落实免费高教，也不能保证低收入家庭学生能在中学期间排除不平等竞争，考取好成绩进入大学，进而享有免费高教。高收入家庭学生在教育资源取得上比低收入家庭学生容易，因此更轻易上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家庭背景成为进入大学的一个要素，这是免费高教未能处理的。

再说，低收入家庭学生一旦进入大学，也因在教育资源上的差异，无法和高收入家庭背景的学生公平竞争。虽然学费免了，但还需购置教科书、缴付参与社团和校外活动的费用、宿舍费和生活费等等。高收入家庭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教育资源上，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差距。

苏格兰的免费高教

以苏格兰为例，苏格兰于2007年全面落实免费高等教育，而《经济学人》于2015年深入研究和分析，发现免费高教对穷人阶级没有太大帮助。

该文引述苏格兰政策分析师露西布莱克本（Lucy Hunter Blackburn）说，苏格兰民族党（SDP）自2007年推出免费高教政策，其实每年将2000万欧元的教育经费，从穷学生转移到富学生身上。

不仅如此，该文也说，苏格兰废除高教学费以来，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成果是“出乎意料的小”。尤其，从公立中学进入顶尖大学的学生比例不增反减；而非专业家庭背景的学生成功进入大学的比例，只微增了0.2%，至26.8%。

相较而言，收取昂贵学费的英格兰，其成长比例是2.2%，即从30.9%增加至33.1%。

到了2013年，高达三分之二的苏格兰人认为，有经济能力的学生，应该支付他们的学费。

给予穷人优先权

公正党格拉纳再也国会议员黄基全（见图）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免费高教应该优先给予穷学生。

“如果穷学生和富学生拥有同样的成绩，优先权将给予穷学生。”

“国立大专免学费的实施，是要确保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为有能力但没钱上学的穷人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

北方大学（UUM）前学生领袖赵俊文则表示，免费高教应开放给社会所有阶层的人。

“所有人不管贫富，都应该有一样的就学机会。学习机会不应被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影响，因为教育是基本人权。”

而对社会主义党青年团署理团长沙兰（Sharan Raj）而言，真正实现社会正义的方法，在于向富人征更多税务。

“有钱人缴付较多的税；反之，穷人付更少税。”

政府或干预大学行政

另一方面，落实免费高教还有一项隐忧，即随着政府大幅度掌控大学经费，难免干预大学自主权。

当大学趋向大众化（massification）时，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而政府面对更多资金要求时，就会要求学者像公务员般，对资金的使用负起一定的责任。

同时，政府也会开始介入学术界的每项细节，如雇佣哪位教授和讲师、录取哪位学生等等。大学自主权减少，最终也将影响学术表现。

以苏格兰为例，由于实行免费高教，越来越多苏格兰大学对政府的集权趋势感到担忧。苏格兰学术界也严厉反对政府计划统一大学的行政架构。

回到马来西亚，前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学者默斯迪（Morshidi Bin Sirat）曾在一篇论文中分析，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国立大专太依赖国家资源，因此国立大专需被政府监督和管理。

赵俊文则引述英国学生会倡议落实免费高教的蓝图，表示政府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教育信托基金（Education Trust）处理免费高教问题，包括处理政府的拨款、企业和校友的资助等等。

“教育信托基金应该独立和拥有自主权、不受政治干预，并且可以和大学和联邦政府合作，以确保资金分配有效率和公正。”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的支柱，我们要求政府或企业作为高教的辅助者（Facilitators），而非对大学进行微观管理（micromanage），即从大学行政架构到课程内容都由政府管理。”

减首相署拨款增研究经费

另一方面，落实免费高教意味着高教营运开销增加，而需要大量资金的研究发展可能面对经费削减的情况。

然而，黄基全认为，免费高教不意味着减少大学研究拨款。

“即使落实免费高教，也可以增加大学研究拨款。这取决于政府预算把什么部门列为优先。”

“希盟执政中央后，优先事务将放在教育和打造高薪国家上。希盟将通过打击贪腐和大幅减少首相署预算，来增加大学研究拨款。”

希盟国会议员曾于2017年财政预算案出炉后，指出首相署有70亿令吉无实际用途的计划，可马上取消。根据马大官网，截至2016年3月，马大总共消耗了3亿的研究费用。2017年预算案，联邦政府对20间国立大学（不包括技职学院等）的发展开支总共拨出17亿令吉。

因此，70亿将是非常可观的数字，足以落实免费高教和增加大学研究拨款。

提升薪资吸引专才

另外，根据一些落实免费高教国家的经验，学生数量增加将造成师生比扩大，从而影响教学素质。

对此，黄基全表示，须提升教职员薪资，以吸引更多专才为大学服务。

“要提升教学品质最重要的是教职员薪资。只有较好的薪资才能吸引专才，反之亦然。”

“在一些先进国如香港和新加坡，教职员的薪资和工程师同等。”

赵俊文（见图）则认为，发展高教不应只局限于大学，政府更应发展和协调国内的技职教育，以打造完善的高教系统。

“这也同时避免均化作用（homogenization）的发生，避免学生一窝蜂跑去都就读大学（而不考虑技职教育）。”

拉曼大学数学与精算科学系副教授张云发（Chang Yun Fah，译音）此前表示，尽管政府对技职学院的拨款增加，但太多政府单位各自成立技职学院，而当中并无协调，部分课程甚至不获政府本身的承认。

从经济角度来看，在马来西亚落实免费高教，或许可通过消除贪腐导致的浪费，以及高教基金贷款，来融资免费高教所需的成本。但是，政治人物在私立大专的利益、政府反贪的政治意愿、非政府组织不同的声音等，都为免费高教的落实带来不确定性。

同时，纵使免费高教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也未必能解决社会正义，并在教育制度上带来潜在的后遗症。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大学的问题不仅涉及免费高教而已，还包括大学校园的自主性、学生在校园里的自治权、近年因追逐世界大学排名而忽略的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 等的结构性问题，都应该获得关注。

上篇：免费高教可不可行（上）—— 大马财库可负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