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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高教可不可行(下)<br>—— 社会正义就此达成?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论及免费高等教育时,不少人以北欧、德国和法国为例,认为那是发展国家体现社会正义的其中一种方法,让全民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

免费高教是否就能达成社会正义?其又带来了怎样的后遗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北欧国家、德国和法国对高教的公共支出,相较于私人界支出高出许多,其中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的支出都达90%以上,德国和瑞典也在85%以上。 

相较起来,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则效仿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美国,对高教的公共支出只有30%以上,而私人界的高教支出则有60%以上。

着重社会正义的北欧国家、德国和法国落实免费高教,而在高教政策上较倾向欧洲模式的马来西亚,是否也应如此效法?

上篇讨论大马在财政上落实免费高教的可行性后,本篇则着重理念层面,讨论免费高教会否达成社会正义,以及尾随而来的又有什么问题。

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周保松在其著作《政治的道德》一书中说明,平等的概念是指“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

机会平等原则是构成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即排除那些会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因素,而非指所有人在所有方面得到同样的物品。

就此而言,免费高教究竟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若是机会平等,为何有竞争优势的高收入家庭学生,也无需缴付学费?

若依循机会平等原则,免费高教应只限于低收入家庭学生,以助排除将会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因素;换言之,不分贫富给所有学生提供免费高教,并不会达成机会平等。

另一方面,即便国家落实免费高教,也不能保证低收入家庭学生能在中学期间排除不平等竞争,考取好成绩进入大学,进而享有免费高教。高收入家庭学生在教育资源取得上比低收入家庭学生容易,因此更轻易上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家庭背景成为进入大学的一个要素,这是免费高教未能处理的。

再说,低收入家庭学生一旦进入大学,也因在教育资源上的差异,无法和高收入家庭背景的学生公平竞争。虽然学费免了,但还需购置教科书、缴付参与社团和校外活动的费用、宿舍费和生活费等等。高收入家庭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教育资源上,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差距。

苏格兰的免费高教

以苏格兰为例,苏格兰于2007年全面落实免费高等教育,而《经济学人》于2015年深入研究和分析,发现免费高教对穷人阶级没有太大帮助。

该文引述苏格兰政策分析师露西布莱克本(Lucy Hunter Blackburn)说,苏格兰民族党(SDP)自2007年推出免费高教政策,其实每年将2000万欧元的教育经费,从穷学生转移到富学生身上。

不仅如此,该文也说,苏格兰废除高教学费以来,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成果是“出乎意料的小”。尤其,从公立中学进入顶尖大学的学生比例不增反减;而非专业家庭背景的学生成功进入大学的比例,只微增了0.2%,至26.8%。

相较而言,收取昂贵学费的英格兰,其成长比例是2.2%,即从30.9%增加至33.1%。

到了2013年,高达三分之二的苏格兰人认为,有经济能力的学生,应该支付他们的学费。

给予穷人优先权

公正党格拉纳再也国会议员黄基全(见图)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免费高教应该优先给予穷学生。

“如果穷学生和富学生拥有同样的成绩,优先权将给予穷学生。”

“国立大专免学费的实施,是要确保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为有能力但没钱上学的穷人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

北方大学(UUM)前学生领袖赵俊文则表示,免费高教应开放给社会所有阶层的人。

“所有人不管贫富,都应该有一样的就学机会。学习机会不应被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影响,因为教育是基本人权。”

而对社会主义党青年团署理团长沙兰(Sharan Raj)而言,真正实现社会正义的方法,在于向富人征更多税务。

“有钱人缴付较多的税;反之,穷人付更少税。”

政府或干预大学行政

另一方面,落实免费高教还有一项隐忧,即随着政府大幅度掌控大学经费,难免干预大学自主权。

当大学趋向大众化(massification)时,其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而政府面对更多资金要求时,就会要求学者像公务员般,对资金的使用负起一定的责任。

同时,政府也会开始介入学术界的每项细节,如雇佣哪位教授和讲师、录取哪位学生等等。大学自主权减少,最终也将影响学术表现。

以苏格兰为例,由于实行免费高教,越来越多苏格兰大学对政府的集权趋势感到担忧。苏格兰学术界也严厉反对政府计划统一大学的行政架构。

回到马来西亚,前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学者默斯迪(Morshidi Bin Sirat)曾在一篇论文中分析,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国立大专太依赖国家资源,因此国立大专需被政府监督和管理。

赵俊文则引述英国学生会倡议落实免费高教的蓝图,表示政府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教育信托基金(Education Trust)处理免费高教问题,包括处理政府的拨款、企业和校友的资助等等。

“教育信托基金应该独立和拥有自主权、不受政治干预,并且可以和大学和联邦政府合作,以确保资金分配有效率和公正。”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的支柱,我们要求政府或企业作为高教的辅助者(Facilitators),而非对大学进行微观管理(micromanage),即从大学行政架构到课程内容都由政府管理。”

减首相署拨款增研究经费

另一方面,落实免费高教意味着高教营运开销增加,而需要大量资金的研究发展可能面对经费削减的情况。

然而,黄基全认为,免费高教不意味着减少大学研究拨款。

“即使落实免费高教,也可以增加大学研究拨款。这取决于政府预算把什么部门列为优先。”

“希盟执政中央后,优先事务将放在教育和打造高薪国家上。希盟将通过打击贪腐和大幅减少首相署预算,来增加大学研究拨款。”

希盟国会议员曾于2017年财政预算案出炉后,指出首相署有70亿令吉无实际用途的计划,可马上取消。根据马大官网,截至2016年3月,马大总共消耗了3亿的研究费用。2017年预算案,联邦政府对20间国立大学(不包括技职学院等)的发展开支总共拨出17亿令吉。

因此,70亿将是非常可观的数字,足以落实免费高教和增加大学研究拨款。

提升薪资吸引专才

另外,根据一些落实免费高教国家的经验,学生数量增加将造成师生比扩大,从而影响教学素质。

对此,黄基全表示,须提升教职员薪资,以吸引更多专才为大学服务。

“要提升教学品质最重要的是教职员薪资。只有较好的薪资才能吸引专才,反之亦然。”

“在一些先进国如香港和新加坡,教职员的薪资和工程师同等。”

赵俊文(见图)则认为,发展高教不应只局限于大学,政府更应发展和协调国内的技职教育,以打造完善的高教系统。

“这也同时避免均化作用(homogenization)的发生,避免学生一窝蜂跑去都就读大学(而不考虑技职教育)。”

拉曼大学数学与精算科学系副教授张云发(Chang Yun Fah,译音)此前表示,尽管政府对技职学院的拨款增加,但太多政府单位各自成立技职学院,而当中并无协调,部分课程甚至不获政府本身的承认。

从经济角度来看,在马来西亚落实免费高教,或许可通过消除贪腐导致的浪费,以及高教基金贷款,来融资免费高教所需的成本。但是,政治人物在私立大专的利益、政府反贪的政治意愿、非政府组织不同的声音等,都为免费高教的落实带来不确定性。

同时,纵使免费高教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也未必能解决社会正义,并在教育制度上带来潜在的后遗症。

整体而言,马来西亚大学的问题不仅涉及免费高教而已,还包括大学校园的自主性、学生在校园里的自治权、近年因追逐世界大学排名而忽略的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 等的结构性问题,都应该获得关注。

上篇免费高教可不可行(上)—— 大马财库可负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