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也得有个谱

最近因某独中的筹款活动，引发社会舆论对独中的热议。一些说得有其道理，很多却似是而非，甚至无的放矢，非常有必要予以澄清，让大家重温一下历史。

本文就挑三个核心问题来谈，余者不暇及。首先，有人说“独立中学”的名称，是为了“跟社会要钱”而不得不“巧立名目”出来的，好用来博取社会同情，蒙混公众善款。这话说得煞有其事，却不知哪来的根据和勇气？

事实是，“独立中学”是1960年《达立报告书》所正式提出的，是官方对那些不接受改制华校的定名与定位。一直到2012年前由官方所发布的《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中，依然还有针对“Independent Chinese Schools”的清楚阐述。尤须当知的，好一些独中的正式注册名称就是“Independent High School”，此皆经注册局官员之审批，哪来什么含血喷人的“巧立名目”？

“独立学校”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英国的教育体系中早就有“independent school”名目。大马曾为英国殖民地，官方若参考而采用此名，亦顺理成章之事。井蛙所见则小，才会大惊小怪，继而大呼小叫。独中当然是私立中学，从来没有人否认过，早年华社也常以此自称，与独中名称互相混用。只因为官方最早作此定名及其历史特殊性，民间就渐渐归统于独中之名，这是约定成俗的历史产物，不是为了什么“讨钱民族大业”而编造出来的，也与所谓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点关系。只要翻阅一下早年的中、英、巫文等报刊文献就会很容易明白。

其次，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与独立中学产生的历史，那确是华教史上的大事，但绝非如论者所说的那一回事。

《达立报告书》清楚地把中学划分成“全津贴学校”（fully assisted school）和“独立中学”（independent schools），两大类非此即彼。也就是说，凡是愿意接受改制的中学，将会获得官方的“完全津贴”（full assistance）。不信可去看看当年的改制文献或条款，会发现多标有鲜明的“全津贴”字眼，这是官方所一再承诺的，也是马华公会所信誓旦旦的，以用来引诱华文中学全盘接受改制。未料日后官方严重跳票失信，不得已而于1970、80年代暗地里抬出所谓的“半津贴”名堂来分化国民型学校（包括小学和中学），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掩盖、推诿多年来的行政失责与政治失信；同时又将原本无需交换条件的“全津贴”概念偷偷换掉，以诱惑不明就理的董事会自动奉上校产主权给教育部。

只是没想到这个荒唐的“半津贴”，竟然反过来成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抉择，很叫人无语。哪来的什么“半津贴”呀——其实都是“教育部官员自搞一套的错误做法，没有法律根据”（沈天奇，2021），它不仅完全违背了国家教育法令，也是一条欺瞒和霸凌人民的恶法，这才是真正的“巧立名目”！也难怪连当年致力于推动改制的马华元老亦即副教育部长李孝友，于临死前不得不站出来勇敢认错，就改制事件公开向全国改制中学的校董、校友等道歉，承认是他被误导后再来误导大家，呼吁华社今后不要再受到蒙骗。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个历史教训难道还不够痛吗？

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点出——当年说好的“全津贴”的呢？冤有头债有主，是汉子就应该去声讨官方并要回一个公道，这可合情合理又合法。尤其《1996年教育法令》已将改制中学升格作国民中学了，更能享有国家级的地位与待遇。

简单结论，改制中学之能保有董事会与校地主权，压根儿与所谓的“半津贴”没有丝毫关连。也就是说，所谓的国民型中学并不是华校用“拒绝上缴土地给政府”去交换回来的结果。每间华校均为民间几代共管的公有资产（董事部为托管人），官方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直接充公之，这固然是官方“不能操之过急”的收编手段（《拉萨报告书》，1957），更反映了华校强大的社会基层力量。为彻底冲破华社最后心防，官方甚至允许改制后仍可续办独中班，以收容那些成绩劣等的学生，由此形成了日后一些校园内兼存同名的改制中学与独中，两校并同属一个董事会的独特现象。

这才是历史实情，也是全马普遍的现象，并非只有北马才如此。当年官方可说是恩威并济，用尽了劝诱、胁迫与妥协等多面手段，才逐渐改变华校的立场来接受改制。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无论是独立中学或改制中学能够存活至今，凭的主要还是华社坚决的众志与抗争，而非官方的“半津贴”恩赐。

其三，有关“一地两校”的问题，很多人以为那是由改制中学“拨出部分建筑物”给独中而形成的。这话也同样似是而非，把错综复杂的历史说得太轻松太简单了。

从法律层面来看，独中（即原有的华文中学）才是资产拥有者，改制中学则属别子为宗而自立门户了。各校遭遇不尽相同，且以吉隆坡某知名华校作实例。1962年此某校接受改制并续办独中，当时教育部就承诺拨出一块新校地给改制中学迁出。事后官方不但食言，还发函通知其董事部说，“董事部有义务提供国民型学校所需要之教室。国民型学校和独立学校如有利益冲突时，则国民型学校之需要应受优先考虑。”（教总，1986）竟指示改制者留校占地，把自身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哪像是通知函，简直就是一道政治命令了。

但这封公函正好可为历史存证：第一，所谓的“一地两校”现象，实由官方失信后所造成的结果，官方才是始作俑者；第二，原为独中的校园提供予改制者使用竟然成为了一种义务；第三，校园内的一切使用权得优先保留给改制中学。其结果便是大家所看到的——原属独中的校园拱手让出，改制中学则反客为主。更为离谱的是，官方还谕示1969年后校园内不能再开办独中班，硬要把独中赶出自身校园，以全面地鸠占鹊巢。幸好当年这所独中抗命不从，才能留得青山在，保住一线生机。历经漫长的争取，数年前最高法庭终于判决这块校地的拥有权乃属于独中，虽是迟来的正义，却为这段冤屈的历史作了最佳注脚。

1980年代中期，教总曾对全国“一地两校”作过调查。结果发现，凡校园里的建筑、设施与资源等，“国民型中学一切有优先，使独立中学遭遇不少困难”（教总，1986），印证了这条官方指令的彻底实践。是的没错，当年独中大多委曲于校园一角，甚至被排挤在厕所旁的寮房、贮藏室等，其课室简陋，桌椅残缺、光线不足等问题，就不需细表了。更有独中被流放在外，四处寻借上课场所，毫无尊严可言。然而形势比人强，独中大多也只能默默认命，很少对外怨天尤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独中动则得咎，经常被官方恐吓调查，社会舆论又多鄙视为“垃圾学校”，独中生在自家校园内抬不起头来，一出校门口就赶紧换掉校服以免被人欺负。这些诸多的陈年往事，早期在一地两校上过课的国中生相信还有印象吧！

总结这段历史，改制事件衍生出一地两校的问题，一地两校再产生出困扰数十年的校地纠纷，不仅造成两败俱伤，更让华教元气大伤，整个华社都成了大输家。我们今天到底还在争吵什么来哉？

最后再略提一个说法。论者认为独中之拒绝被收编，“其实说穿了就是很在意的是学校必须用国语教学”云云，这话还真让人忍俊不住！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连基本背景认识都没有，还敢大放厥词？至于那些极尽揶揄之言论，早已越过公共议论之底线，更不值得一哂了。 “时事评论”是为了求是明理，至少也需说得有个谱。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评论人样样都专业，但起码也需有基本认识面，退一步说也得有正确观念与常识。否则自暴其丑则事小，误导社会大众才是大恶；若汲汲于以讹传讹，挑拨是非，撕裂社会，其心最为可诛。

人心惟危，流言可畏，社媒泛滥之今日尤为如此。国民型中学与独立中学本是同根生，都是政治打压下的产物，相煎互呛只会亲痛而仇快。评论人信口开河很容易也很爽快，但下笔前切记三慎：一慎要能多多读书，二慎须有自知之明，三慎务必尊重你的对手。果能如此，庶几可免去无知、傲慢与偏见之讥矣。

陈良，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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