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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在1 年前刊登

导读《谁是“沙巴之子”?》

【精选书摘】

笔者硕士论文改写的新书,取名《谁是“沙巴之子”?SINO与土著地位的距离》,讲述的是沙巴混血华人Sino的文化认同。

乍看之下,“沙巴之子”和媒体常用的“台湾之子”或“新加坡之父”一类政治意味浓厚的称谓高度相似,但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

“沙巴之子”,指的绝对不是死于六六空难的彼得摩珍丁(Peter Mojuntin),更不是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法史蒂芬(Fuad Stephens),或第一任州元首慕斯达法(Mustapha)。

到底谁是“沙巴之子”?

简单来说,沙巴原住民。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用“沙巴原住民/沙巴土著”作为指涉就好?

这本书要探讨的,是不同法律范畴下的原住民概念,马来西亚媒体常用的“土著”或“原住民”难以处理这些概念——Sino这群华人和沙巴原住民的混血后裔,正能凸显沙巴之子、沙巴原住民或沙巴土著在不同时空脉络下的差异。

“土著”对应的是联邦层级的“Bumiputera”;“沙巴原住民”则是“Sabah Indigenous”(或非正式马来文翻译“Kaum Asli Sabah”)。而笔者要处理的最关键概念,是“Sabah Native”(或正式马来文翻译“Anak Negeri Sabah”),和“沙巴原住民/土著”的概念稍微不同。

Sabah Native

要如何用中文来翻译沙巴宪法中“Sabah Native”、“Sabah Indigenous”这两个概念,早在笔者书写硕论时就已在斟酌。

最终在导师的建议下,笔者选择避开中文翻译,直接选用“Native”和“Indigenous”这两个殖民用词(英语)作为指涉。直到呈交硕论后,笔者才被点醒——为什么不中翻马来文“Anak Negeri Sabah”?直译过来,就是“沙巴之子”啊!

无独有偶,砂拉越宪法和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也有完全对应的概念,“Anak Negeri Sarawak/Sarawak Native”,“砂拉越之子”。

人类学要求研究者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前,必须掌握当地语言。这样才能从当地语境里,去理解当地人群的文化逻辑。

其缘由在于,任何语言的翻译都有“翻译差距”(translation gap)。用研究者自己熟悉的语言去理解,必然会失去人类学想要理解的文化差异。

严格来说,笔者除了从中文出发,也需要从卡达山杜顺语去理解“Sabah Native”这一概念才是最精准的。但基于笔者的卡达山杜顺语只停留在皮毛,所以只能从沙巴各原住民的共同语言马来语去理解。

书名的含义

“谁是沙巴之子?”是个疑问句,象征着笔者向利益相关者的提问,也代表拥有SINO身份的笔者的自我追问。另一方面,这也是读者向利益相关者和笔者的询问,想要厘清这个身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人类学起源于19世纪,其研究成果将书写成民族志(ethnography)。截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一直是殖民者或权势者的工具,用于研究被殖民者或边缘者。

然而,人类学是个自我反思能力很强的学科。1980年代经历反思热潮的转向后,人类学出现了更为多元的民族志,其中包括在地民族志(native ethnography)和反身民族志(reflexive ethnography)。

在地民族志的“native”,意思有二:原住民和当地人。同理,“Sabah Native”也可理解成“沙巴原住民”和“沙巴当地人”。经历反思后的人类学强调,研究者不一定要研究第三世界或边缘地区的人群,也可以研究自身社群或国度的在地人群。

反身民族志则着重于研究者本身在研究过程中的体悟,剖析自身偏见、社经地位、预设立场等非客观因素如何影响研究成果。对应此书,则是集中在笔者的自我追问。

基于笔者的自我追问也涵盖了读者的询问角度,所以此民族志较接近在地民族志。

至于书名副标“Sino和土著地位的距离”,则是参考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但也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

“Sino”虽然在英语是“Chinese”的前缀,但在沙巴的语境里,指的就是沙巴原住民和华人的后裔。

“Sino”这一族裔称谓乃是英殖民者的遗绪,早期不能单独成字,必须冠在族裔称谓之前,如Sino-Native、Sino-Kadazan、Sino-Dusun等,以表明相关原住民族裔的性质。

不过,特别的是,随着混血华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强,Sino后来可以单独成词,单独成为一个族群。

正因为马来西亚政府难以容忍介于土著和华人之间且定义模糊的群体,因此在1980年代以来不断打压Sino的认同与权益。为此,Sino希望能够得到完整的土著权益。

与此同时,很少马来西亚人能够觉察到执政者和人民之间,是如何共同建构“土著”的概念,并理解土著的定义与范畴其实也是随机、互动且历史的。

国际社会,尤其人类学学者,近20年来开始反思,过去人类学家一直不断研究的“原住民”定义,是否本质上是个永恒不变的事实?不同时空下被写进民族志的原住民群体,是否有着某些固定特性?

于是乎,我们必须了解到,“土著”“马来人”“原住民”“沙巴之子”等概念,其实都属于人类社会所建构的“原民性”(indigenousness/indigeneity)。然而,认知到这些概念被建构属性,并非代表我们完全无需针对他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地位给予合适的弥补。

时近时远的距离

对Sino来说,拥有土著身份才得意捍卫其完整的原民性,是马来西亚社会脉络下,需要积极争取的法定地位。要得到这个身份,除了寻求法律认可,也需要透过日常实践才能达致。

有趣的是,在这个争取地位的过程中,Sino与土著地位的差距时而近,时而远。这个距离所蕴含着的,除了法律认可的距离,还包括时间、空间和人群之间的距离。

英殖民者给予Sino理想中的土著地位,并延续至马来西亚的成立。但到了1980年代,土著主义者开始打压Sino的权益;而Sino文化运动则是于2010年代开始发展。

这距离存在空间上的差异,尤其沙巴内部不同地区对于这个地位的理解不同。即使在当代,Sino所享有的土著地位,在沙巴、砂拉越、马来亚,甚至新加坡,都存在着差异。

此外,Sino也了解,马来西亚社会也存在着峇峇娘惹、塔达那人(Tatana)等类似混血华人的群体,并据此适当地与相对应群体对比,以期能够更加贴近所谓土著地位。

这是一本历经十年写成的书,希望在马来西亚建国60周年之际,送给每一位关心族群融合和文化多元的马来西亚人。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本文为作者特别撰写的导读文章,并未收录在《谁是“沙巴之子”?》一书中,望请读者垂注。

欲知该书详情,敬请点击此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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