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颓疲与当道间的张力（上）

【凝视世情】

继1910年创刊的《光华日报》之后，曾是本土华文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南洋商报》，于今日9月6日创立满百年，实在不容易。

过往华文报纸、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如会馆、庙宇等），被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彼此是长期相互需要与协作的伙伴，因此常出现以“唇齿相依”形容三者关系（现或用“生命共同体”），也是华人建构族群认同与传承文化的重要机制。

然而，面对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从本土华人的文化角度而言，如今三大支柱各自趋向颓疲，尤其近年政经、科技环境的快速改变，动态变化着的文化内涵，已渐脱离三大支柱过往所宣扬与定义的范畴，使其文化机制角色更为弱化。

华人文化的诠释与再发明

1970年代以降，面对政治与经济领域遭受国家机器的压抑及边缘化，非土著不易展开直接的权力对抗。

华人民间社会另辟蹊径，延续1960年代华文中学改制的华教保卫战，在捍卫华教的基础上，以“文化”之名作为权力竞争的主要场域，诉求族群自救自强，以维护族群尊严和传承文化为使命，展开文化政治的斗争，抗拒政府在政经文教场域的压抑，颇能引起当时华人的共鸣。

“文化”本是宽泛而模糊的语词，指涉非常多样的现象、价值、心态与言行。华社此时运用文化中的语言、象征、意义、仪式等元素，诠释与再发明本土华人社会的基本形貌，凸显“华人”意识，用以标示“华族”的群体特质和区隔他者，抗拒“ 失根”／被同化。

三大支柱大致形成华社内在基本自足系统。在三者协同运作下，支持了各种集体历史、文化记忆的管道与载体；在日常生活中推动华教运动（如各地华小与独中的募款、推广说华语）与中华文化（不同时节的文化活动）；持续叙述遭受不公待遇等行动；若遇被视为集体危机的事件，会拉高声量动员（如华小高职事件），凝聚力量向政府施压，或在选举时倾向支持在野党，表达不满情绪。

这些日常与例外的持续操作，长期建构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满足集体的情感需求，为集体动员持续保温，使得以华语文构筑个人价值观与世界观的老、壮年世代，形成集体的感知结构。

回应国家机器的文化想像

在建构“华人”意识与“华族”认同脉络下，一般华人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大致偏向集体、一致与整合，强调族群文化、共享的价值信念及凝聚力。

华社领导人（以中层商人为主）和文教菁英透过各种文化活动塑造的华人文化想像，主要指向习惯与风俗，举办寻根系列展览会（如传统家具）、水墨画、书法、华乐、舞狮、中秋园游会、二十四节令鼓、扯铃等活动；三大支柱推动多具表演性质的各种文化活动，召唤对过去与祖籍地的时空想像，但与本土日常生活未必直接联系，且不断操演与再现“中华文化”较精致的面向，也是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回应。

后513的国家机器着重政治与经济的治理，但也透过文化治理调节部分争议，以维系社会秩序。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华教与华人文化活动被允许自成松散的系统，也让华社有抒发不满情绪的出口，譬如华文报纸受到内政部监管，可关注华人权益和文教活动，允许小骂大帮忙。这也强化了族群间的界线。若届临失控，则会出现如华小高职事件时的茅草行动，逮捕与拘留相关行动领导人，让情势稳定下来。

1980年代后，巫统在与伊斯兰党竞争中，加速国家的伊斯兰化，使得族群与宗教的纠结更复杂，非主流族群更不易面对其中的权力竞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