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记得的政治

【赵明福逝世14周年特辑】

2018年，马来西亚首次透过选票推翻了国阵巫统。

当时，许多人高呼，这是希盟“骑马杀鸡”结盟策略，所促成的和平政党轮替。

可是，这种“和平”仿佛预设了漫长的政治社会变迁，真从没流过任何一滴血，没人的生命被牺牲，一切成败都归于政治精英的聪明策略。 

若拉长时间轴、放宽视角，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漫长过程中，有许多小角色的生命苦难，都在概括性的政党策略叙事中，被抹平和遗忘了。

2009年7月，行动党雪州议员欧阳捍华政治秘书赵明福前往雪州反贪污委员会总部助查，隔日被发现卧尸阳台。这起新闻震惊全马，从验尸庭到皇委会调查，再到赵家的民事诉讼，赵明福案的新闻曾在几年间无数次占据新闻头版。

当时，以行动党为首的政党与民间组织，也借着这起事件，凝聚起巨大的民间支援力量，化作反腐败体制改革力量的一脉支流。

不过，2018年希盟首次执政联邦后，新政府重启赵明福案的调查动作缓慢，平反这起悬案的道路依然遥遥不见终点。

希盟执政不到两年，经历几次右翼保守势力的攻击与反扑，2020年爆发的喜来登政变，希盟政权倒台。后来的两三年，马来西亚政治又进入延绵无尽的政党竞合博弈。  

2022年底，安华组织新政以来，因强调团结以为继，政治异议空间反而收窄。 

眼前当下的政治现实图景，与当初烈火莫熄的剧烈变革想像，显然已相去甚远。

日常生活即政治

笔者私以为，马来西亚当前的政论主旋律，依旧围绕在策略讨论。 

评论者乐于分析及评价政党之间的竞合，或发表体制改革推动的策略，而这种对“政治”的想象，总是非常阳刚，且充满刀光剑影和博弈厮杀。

不过，所谓政治，其实可以有比“政党政治”更广义的理解方式。它不仅止于棋盘上或战场上的斗争关系，也跟我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

我们该如何理解“日常生活也是政治”呢？

我认为，1960年代晚期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标志性的口号“个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或可带来一些不同的想象和启示。 

个人即政治，强调个体生命经历与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个人问题及政治问题，两者是相互影响的。

比如说，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性及育儿是私领域或个人的事。女性主义者在1960年代晚期对核心家庭和家庭价值观的发出挑战，认为性和育儿也是女性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不纯属个人层次的问题。

这样的观点也可以扩及黑人及残疾者的生命经验及社会处境的反思，因为种族或身体障碍而在个人生活遭遇苦难和限制，往往不只是个人问题，亦是社会政治的问题。

若以赵明福的事件来说，赵明福为什么会死？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除了刑事案件调查的验证推演，我们还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叩问：一个30岁的普通百姓，在成为州行政议员的政治秘书后，为什么无法在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结构中，好好地活着？他的死，与怎样的政治结构有关，他如何可能不必死去？

如果落实公平而透明的选区拨款核销与稽查制度，或许就没必要也没理由传召一名政治秘书，接受通宵达旦长时间的侦讯，甚至导致证人一去不回。

如果执法机关人员清楚自身的责任义务，并不是效忠任何政治阵营，而是作为技术官僚确保制度有效运行，那么人道地对待证人，适当地给予食水和休息时间应是天经地义，根本没有余地出现一名证人“压力过大自杀”的可能死法。

如果反贪会官员、警察调查官、法医、法官等等法政体系的工作者都廉正专业，那么结构中的任何人，可能就不会心存侥幸地以为，自己可以在侦办过程中滥权，或刻意忽略明显的证据而蒙混过关。

造浪与异音

回望马来西亚社会变革的漫长路径，我们记得些什么？ 我们又是如何遗忘？这或许是令人不舒服的现实：我们关注何事，经常是受媒体与政治精英的议题设定所影响。

我认为，近期讲述政治幕僚故事的台湾影集《造浪者》的剧名起得很微妙。

潮汐涨退与海浪本是自然形成，但在策略算计之下，我们可以借由人工“造浪”：选举来临时，政治人物与政党幕僚积极关注时事变化并掀风造浪，让特定领袖“站在浪尖上”；选举结束后，又恢复日常平静，因为已无“冲浪”之需。 

有些议题在特定时局中爆发，势头对了，议题热度不断延续积累，最终造起的千层巨浪，成功地冲破现况。最明显的例子，是一马公司案：从外媒揭露报导、本地媒体与在野政党的持续追击，再到第14届全国大选推翻国阵，选后反贪会雷厉风行搜查纳吉住处及提控，一直到纳吉被判罪成。

有时事件或议题难以持续推进，各层面的社会条件不足，势头未到就难以造起浪来，人们就开始逐渐淡忘，媒体和政治人物的焦点随即转向下一个波澜。

能顺势冲破现状的大浪，其实是罕见的。民主的深化与改革，还是难以抄捷径达成，终究要回到较为微观、较为日常、较为群众草根的涓滴积累。或许值得庆幸的是，政治传播的权力和资源已不只集于精英手中，普通民众的传播变得可及且日常。

素人可以写作，可以拍片，也有能力小规模地制播节目，向时代抛出质疑、带起对社会的叩问与反思，并凝聚社群的声量。技术的普及化，让我们已得以在媒体与政客制造的主旋律之外，制造和保留不同的异音。

赵明福的死，对我来说，并不只是扣留所命案的数字，不只是他的家属要伸张正义的事件。它也是改革未竟的路上，普通小人物被牺牲的故事，它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体制连环失灵所导致的悲剧。

它可以不只是政党短暂消费的议题，它可以是我们集体选择不淡忘的事。当我们选择不遗忘，当我们选择记得，这样个人选择本身也已是政治。

黄凯荟，柔佛新山出生，劳工阶级家庭长大，大学双主修哲学系及传播系，喜欢纪录片创作，大学毕业后曾在《当今大马》中文版任职记者。写政治、写环境、写调查报道，但始终最在意性/别。

本文为“赵明福逝世14周年特辑”文章，由赵明福民主基金会组稿。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