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粮食变贵了：谈价格监测与分析

【当今特约】

2022年11月的总体通货膨胀速度为4%，其中粮食和非酒精类增长为7.3%，超越总体通货膨胀率。

在粮食和非酒精类的次群体里，超越4%总体通货膨胀率的有：居家饮食的食物（5.8%）；出外饮食的食物（9.6%）；水果（4.1%）；肉类（8.2%）；米饭、面包和谷类（7.5%）；牛奶、奶油、蛋（8.9%）。

选后组成的联合政府也视解决生活成本为首要任务。供给层面，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农业商家而言，了解各个不同的成本构成生产成本和其价格变化极为关键。需求方面，出口政策和应付需求需要的入口准证（AP) 成争议的课题。

本文涉及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粮食和农业相关课题。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宏观角度概述马来西亚农业政策的状况；

二、微观角度从供给层面出发，探讨粮食价格监测与分析（price transmission）；

三、探讨需求层面的政策，如该不该禁止出口、该不该废除入口准证（AP）制；

本文业探讨大数据和信息透明的重要。最后总结是，仅仅加强国内粮食生产达致自足率，其实不足以让国内粮食价格下降，因为这涉及非常多层面的因素。

农业政策的失序和困境

笔者在上编《粮食安全与价格上涨：简析农业政策失序》里 ，论述了马来西亚近十年逐渐对进口形成依赖；马来西亚人的饮食习惯逐渐从米饭转移至谷类，造成需求更多元化和需要依赖进口；过度着重大宗商品和稻米生产；以及因科研相对落后而造成农产品低效率。

笔者另一篇文章《生活成本压力：检视政策困境》则指出 ，粮食价格从生产到消费者内至外都涉及需多环节。

我们可以把成本拆解成几个层面，以了解其涉及的成本：

• 生产涉及原料、水电费、劳工和机械成本

• 加工涉及劳工、水电费和相关基础设施

• 批发涉及交通与燃油费、库存科技、基础设施和维持营运需要的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

• 零售涉及水电费、劳工、上头成本

影响价格的外部因素也涉及国内外需求、供给状况、外汇、各国相关国家政策、市场形式和利润。

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

在供给方面，粮食各个层面都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2022年底的俄乌战争加剧了大宗商品上涨，而大宗商品的上涨对粮食物价影响深远，从原料开始产生连锁反应。

就以鸡肉做研究个案。在原料生产的第一阶段（见上图），家禽饲料（poultry feed）的主要来源为进口谷物（imported grains)、豆粕（soybean meal）。

全球谷物从2022年1月至9月平均涨了21.9%，而2011年至2019年平均增长为0.5%；美国升息引起的马币疲弱、国际船务成本加剧了物价上涨。同期间，全球煤炭价格的上涨导致电费也随之上涨，国能于2022年2月至12月对商业和产业的用电征收附加费（the Imbalance Cost Pass-Through (ICPT) mechanism）。在鸡肉的变动生产成本中，饲料成本占了70.7%、水电费则占了2.9%。

鸡肉于2022年1月至9月上涨了11.7%（2011至2019年平均增长为2.1%），这也导致出外饮食的食物（food away from home）出现高增长（2022年11月增长9.6%）。鸡/鸭肉、烹煮过的鸡肉（cooked-chicken)、杂饭分别增长5.8%（3.3%）、5.8%（3.6%）和8.6%（4.1%）。（括号内的数据为2011年至2019年平均）

除了供给层面，逐渐开放的经济、更多工作机会和薪资，让商家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物价上涨长期受控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

即便如上文所述，大众商品影响原料价格，而最终的售卖价格也会影响需求导向的物价，强劲的需求也导致商家有空间把成本转嫁消费者。

价格上涨最初的来源来自进口大众商品，如谷物或大宗商品相关，其中进口商品只占了用以衡量家庭用户的消费人指数(CPI）的16.8%，其中8.4%的燃油收到价格管控、进口食物也只占了3.1%。

在非粮食产品方面，中间进口产品（intermediate imported inputs）占了全体生产总额的12%, 非国内生产的产品则占了29%。

政府的价格管控措施如对粮食类和能源类的价格上限和津贴、更多人加入劳动市场（避免高通膨、高失业率）、大众相信国行有能力克服高通膨等等都让通货膨胀长期可以受控制。

检视出口和AP政策

2022年6月，马来西亚基于供应短缺禁止鸡肉出口至新加坡。对于出口商而言，这绝对是坏消息，毕竟利润肯定受影响，而为了弥补无法出口带来的损失（机会成本），在鸡肉供应短缺下，鸡肉商有诱因会调高价格。因此，政府同时设立价格上限和调整新价格是正确的决定。

在鸡蛋方面，亚依淡国会议员魏家祥建议政府与其允许从印度进口，不如调高价格上限以鼓励国内生产。鸡蛋并没禁止出口，需求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佳节（圣诞节、元旦、农历新年、大宝森节）。

然而，调高价格上限并不足以鼓励国内生产，毕竟厂家投资增加产量也涉及很多长期财政负担，且需求的增长更多是周期性的。

政府也于2022年5月废除入口准证（AP），除了米饭，原本需AP才能进口的包菜（round cabbage）、老椰（old coconut）、鸡肉（鸡肉块和全鸡）和牛奶，如今可以自由进口。

随着疫情扰乱全球供应链（更换供应商、物流限制、规则遵循成本）和产业回归本国（relocalisation）的现象，以进口寻求替代品是否找到比国内厂家价格上更吸引力的产品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可以应付供给的不足。

AP的存在更多是保护国内厂家，让国内厂家有空间可以提升竞争力，随着AP的废除，国内厂家需设法提升竞争力。

重视数据收据与分析

目前在需求数据方面，关键是政府是否能利用每5年两次的家庭收入与开支民调（Household & Income Survey）预测各种粮食尤其是佳节时的需求。这可与供给数据如自足率（self-sufficiency level）挂钩，各种粮食如果可以和预测的需求挂钩，这有助于粮食生产者和商家做出更准确的决定。政府的数据除了促进透明化，也应加速更新速度（velocity）。

在成本环节方面，关键是政府内部是否收集大数据，针对各种粮食从生产到零售的生产成本和赚幅定期做数据收集和分析。如果能利用大数据达到这点，这有助于减少商家在议价上的信息不足。

在市场结构方面，政府应该多研究各种粮食的机制，包括其市场集中程度（market concerntration）、成本分析、商业困境等等。

总结

粮食安全和价格上涨的困境无法片面地处理，需全面检讨国家农业政策。农业土地须与其他用途，如工业和服务业竞相分配，且农业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分配里专注哪些粮食如稻田，抑或高利润的大众商品如油棕、以及人民对多种粮食的需要。

加强国内生产达致自足率是不足以让国内粮食价格下降，这涉及到规模经济的生产、厂家国内外需求的多寡、高投资额和技术门槛等等。大量生产农业也牵涉到不可忽视的环境和劳工正义课题。

因此，国家农业政策需全面的检讨和制定，包括粮食安全的方向专注、农业的出口方向和紧接而来的土地分配问题（除了和工业及服务业竞选土地，农业土地也涉及大农对小农的困境）、农业科研、环境持续性发展和劳工正义等问题。微观层面，持续性推行大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有助于更深入的分析和管控价格上涨。

陈明忠，马来亚大学经济系学士毕业。群议社社员，倾向于推动政策改变，推进社会改革。中英文专栏作者，研究兴趣在于制度改革和经济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