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运参政：从蔡添强上阵谈起

说明：正值第15届全国大选，本刊敬邀评论界先进与有志之士为本刊撰写“大选评论”，望能厘清形势，注入公共政策讨论，激荡思考。盼读者垂注。

【大选评论】

崛起自烈火莫熄运动的公正党领袖蔡添强，这次决定以独立人士身分上阵吉隆坡峇都国会议席，而这次参选跟公正党中央杠上，很可能会让在选后落入“被”脱党的命运。

如我们再加上先前被公正党劝退的净选盟前主席玛丽亚陈，以及也是以独立人士捍卫文冬国会议席的绿色盛会前主席黄德等等，我们当可发现，代表马来西亚社会运动界参与选举的三大象征人物的政治生命，竟都在第十五届大选中出现挫败，很可能嘎然而止，这是否也意味着，烈火莫熄以后兴起的社运人士参选浪潮，开始退潮了呢？

社运目标与政治利益相悖

事实上，早在社运人士参政的高潮阶段，即2008年在野联盟意外赢得西马五州（雪州丶槟州丶吉打丶吉兰丹丶霹雳）后所形成的公民运动狂飙时期，笔者就已不看好社运人士参政能为国家带来积极的变革，原因很简单，社运目标往往跟政治利益有所冲突。

像笔者在2013的竞选期间，就曾呼吁，要以公民而非选民的视角，来检视社运人士参政后的表现。那是因为许多从社运投入选举的人士并不清楚，社运的目标是跟各种形形色色的公共利益相联系，但政党更看重的，却是跟选举时的选票得失有直接相关的利益。

如此一来，当一位社运人士投入到政党中来活动时，为顾及党的利益，这位社运人士就会经常面临一个是否要放弃自己坚守的价值信念的两难处境，从而陷入绑手绑脚，无法施展自身抱负的困境中。

像文冬国会议员黄德就是面临这个困境的现成例子，绿色盛会将他拱上文冬国会议员一届，但他既无力阻止莱纳斯企业在关丹设稀土，甚至在希盟执政后，黄德也只能“个人”表达反对，而无力影响希盟政府的整体决策！

当然或有天真的社运人士，以为可以利用自己从事的公益事业的道德优越感，施压政党，以期获得回报，但就如跟蔡添强同为峇都候选人的人权律师茜蒂卡欣，她在跟在野各个政党，特别是希盟协商是否让她上阵峇都时，就想用这样的道德价值做施压的诉求，像她曾很明确地指出，基於她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与正当性，希盟在这选区“应该”让路！

可惜的是，这类公共利益本身，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并无一个道德上的优先地位，当这反映到选局中时，有时反而会让社运人士所追求的坚定又单纯的目标，显得不重要，例如当社运人士说人权价值，政党人士就跟社运人士说族群平等的问题，等到社运人士强调族群平等时，政党人士又跟社运人士说弱势权益，诸如此类！

社运应形塑广泛社会共识

因此，一如政治人物应该努力争取选民一样，社运人士也应要争取群众认同而非跟政党纠缠。而且社运人士或评论人也应警惕，不能把公益价值说得过於轻浮不可质疑，因为这可能会沦为一种单向的价值灌输，以及占据道德高地的情绪勒索。

换言之，只有在社运组织设定的公益目标，能用说理方式说服大多数人支援时，政党才会将其转化为政策，用以吸引选民。所以，倾听理解公众，并寻求彼此的沟通与磨合，才是社运人士该做的功课，因为只有这样，社运人士才能形成基础更广泛的社会共识，推动原本僵化的政治制度发生变革；一如Bersih提出的乾净选举那样。

而且对公民社会而言，社运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去参政时，往往也会影响到公众对相关公益目标是否在制度上，或政治上可实现改革的观感，因为当投入政治的社运人士必须为政治现实作出一些妥协选择时，就会让公众怀疑社运人物推动改革的决心。

举个华社最为熟悉的事例，承认独中的统考文凭这件事，2018年选前希盟可是喊得震天响，说一执政就会马上来进行修法承认统考，可一直到希盟政府垮台，这个政策也并未实现，原因就是希盟没有事先评估马来社会的反应，也夸大政党轮替可以带来的改革效应。

这产生的后果就是，即使目前看来，华裔选民并未完全的摒弃对希盟的支持，但如今却是采取冷对在野党“改革”口号的态度，其原因就是他们已发现，希盟过去在选举时的改革口号过於浮夸，目光远大而无实践。

平实的实践改革方案

因此，平实丶真诚而审慎的提出一个有步骤，可以实践的改革方案，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参政社运分子应有的伦理；也唯有如此，社运人士所提出的种种改革目标，才能在普罗群众间有真正的影响力，让公众真心诚意地跟社运组织合作一起推动制度改革，摆脱我国政局那种老是在原地打转抑郁困局。

而对於社运人士来说更该警剔的，是用从政来寻求政治上的影响力，有时并不见的对所追求的改革目标有利！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社运人士从事公益所攒得的影响力，跟他去从政后的影响力，不见得是可以完全等值的传递过去的。

原因无他，选民在投票给社运人士的同时，选民就已在肯定这个人过去的所做所为了，所以对这个投票的选民说，他已给这个社运人士奖励了，过去的辉煌可一笔勾销了，未来要再看相关人士从政后是否有所作为，来做下次投票给他的依据。

选人抑或选党的盘算

对此当然蔡添强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也为自己参选提出了一个理由，那就是他认为自己经营地方多年，是一个比党提出的人选更了解当地生态，更有竞选资格的候选人。但问题是，选民选的是候选人背后的党，还是候选人自身的服务？

像峇都这样的城市选区，选民并不若乡区，会对小恩小惠式的选举贿络感受人情压力而投票，那是因为城市生存的成本高，早将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於是用选票来买个可能改变的未来，就变成城市选民多年的合理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为何希盟能较稳固执政雪州与槟州的原因。

但对胸怀“改变”意念的城市选民来说，现实的考量是，他们是否要让2008政治海啸后启动的“政党轮替”议程继续下去，而一旦这样来考量，选党很可能就变得比选人更为重要了。

蔡添强显然也对这现象有所防备，无怪乎他在一开始投入选举时，就强调自己胜选也一定会提名安华做首相，这就是为了向峇都的选民交心，说明自己当选后的“政党轮替”议程跟峇都选民是一致的。

不过，我们从刚刚的选区经营讨论中可以发现到，当民众换位思考，只用选民眼光要求政治人物时，其实是有局限的，是会使得政治人物光只讲求选区经营，而不去推动民众对特定价值的改革意愿。

要知道，以选区利益为视角的选民，经常看到的都是跟自己地方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当然，这也是小选区国会议员选制的问题，如何平衡照顾选区的选民需求跟履行国会议员立法和问责方面的职责，对每个国会议员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社运人士回流民间重塑辉煌

而对从社运转为国会议员的人士来说，挑战更大，因为除了国会议员的职责，他经常还须符合社会期待，兼顾去推动民众认识过去从事社运时的公益目标职责。

但对许多怠忽职守的议员们来说，他们就会乐得去满足选区民众的需求，故意让民众把国会议员当作是经济援助管道或帮助修护选区公共设施的人选，而忽略了这些国会议员还有立法和问责方面的职责，其实这类选区服务，很多时候，只需交由县市议员来做就好，而不需国会议员亲自来提供资源。

所以要是当下我们必须对社运人士参政退潮是祸是福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的话，那我会说，让娴熟於推动社运组织工作跟推动公众认同公益价值的社运人士留在公民社会里工作，有时并不见得对推动政治改革是不利的。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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