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也是大中华中心文化心理吗

【精选书摘】

这个意思，过往数十年我大概说过二三次，我说我的头总是被屏障在高云之上，两眼总是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请别误会我的意思，简单的说，我是在忏悔过往的偏执和狂妄。脚底下的事物有什么值得我多看一眼的？我少年时代就一直这么想，本土的东西我那时愿意瞟它一眼的就只有马华文艺，但这是我文化思想启蒙期的“蒙学”读物，具有初恋地位，抛弃不得。

1955年，我十五岁那年，跟随周容与老师走进土库街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后来自己又发现华盖街高等法庭大厦楼上的槟城图书馆，以及其正门楼梯边的英国文化协会阅览室，这三地宝藏不言而喻都是西方文化的前沿热货。

槟城图书馆设在高等法庭的楼上，这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设置，可以想见它主要是为殖民地官员丶当地士绅丶“上等华人”等服务。“大咯”建筑物在华盖街与莱特街之间，当年在那地段可谓皇然堂屋，巨栋拔地，气势慑人，脾睨周遭其他建筑物，两层楼就有今天四层楼那么高。入得正门拾级而上，梯级出口前整个厅堂就是阅读处，除长桌大椅之外，很显眼的就是好多张藤织沙发椅，也没铺厚厚的垫子；这前厅三边没有墙而只有几根粗柱，空隙处挂着重重的竹帘，晴天都收拢起来；你在路上站在圣乔治教堂前大草坪边沿的短土篱旁举头仰望，可以望得见那前厅高高挂着的电风扇。

这个气派，五成是殖民地高等人物走动的场所，五成就像毛姆（Somerset Maugham）小说里所描写的伦敦“尖头鳗”俱乐部里的矜贵与闲适。后面正屋的空间当然是陈列着一排排的书架，那上面的书籍都是厚厚的，英伦百年前的出版商都有出版特殊的俱乐部版或图书馆版，书纸都是厚厚的，翻动时纸张还会咯咯作响，有些书的书封还是皮制的，装钉得像古董模样。

一个十五丶十六岁的穷华校生来到这里，就像只老鼠意外溜进了王宫某个角落，不敢轻举妄动，只忙着用眼睛搜寻架上的宝物，站着翻看，很少把书拿到前厅坐下来读，得到一年半载较熟悉环境后才大胆起来，连大沙发也敢坐了。这里的读物当然都不是本土货，杂志如“Horizon”（也是藏在书架上），书籍如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罗丹之书》（The Book of Rodin），是这位德语诗人写他早年给罗丹（Auguste Rodin）当秘书的经历和心得。本土货只记得“Flowers of the Sun”，作者Katherine Sim，这是我读到介绍马来班顿（Malay pantun）的第一本读物，书里穿插着作者手绘的线描插画。

我在这里首次接触到两大领域的思想宝藏，第一个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暨其外延思想，其次是国际时事政治评论。现代文艺那一块就不去说了，国际时事评论在我这一生的不同阶段就曾以不同形式跟我的生活和思想纠缠至今。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越战和美国反越战运动和青年反抗文化占据我一整个意识的年代，直到1968年波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遭到暗杀始告一阶段。六十到七十年代初，在新加坡蛰居时，时以多个笔名在报端（最多在《南洋商报》的“综合版”）撰写国际时事评论赚取果腹之资。1976年初在新加坡投考电讯组翻译员，二十多名投考者录取一人，当时主事的副总编辑吴绍葆先生设两道题目，一翻译一改写，都是有关柬埔寨内战。（张某获选，惟后来申请工作准证被拒。）年中吴先生把我介绍给吉隆坡的朱自存先生（其时新马《南洋商报》分家不久），又再重考两张试题。

进入《南洋商报》当超龄无学历标题匠，人事部还得征询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商报》分会得到特准才获录取上班。在编辑组五年后申请调往副刊组，编“综合版”和“美术版”，继续跟国际时事评论纠缠。三年后升任主笔，写社论，或是大特写，莫不与国际时事评论打交道。

今天离开职场已十数年，还关心什么：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美国特朗普政府把大使馆迁移过来，变相承认该地归属以色列国土。犹如Eric S. Margolis所说，国际公约阐明，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不得将之收为本国领土；以色列半世纪以来通过历次战事占领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以及立国以来即占领的耶路撒冷整座古圣城，如今强划耶城为自身领土，悍然干犯国际公约，然而——然而你听到多少抗议声和谴责声？

在报馆撰写社论，迫使我不能不对脚下的土地发生兴趣，从政治时事到人文史地，从槟榔屿到下缅甸，从“东印度”海域到印度次大陆东海岸，以至于欧洲人开发东渐海路和大航海时代，从东南亚近代史到东南亚当代研究书写，不一而足。西人说grow with your job，与你的工作事业并行成长；张某从小到老一生倒楣无计，这三十年新闻业的文字工作，在这方面看，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图一：这张“亚洲地图”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数学家丶希伯来文教授塞巴斯丁·缪斯特（Sebastian Munster, 1489-1552）所绘制，此图于1588年刊行之后的四十多年间一直都被视作“标准的亚洲地图”。

把眼光移回到今时今事，美国的“黑人的命也不贱”（Black Lives Matter）很快被发动起来。其中一个恼人的问题也可以放在（譬如说东南亚的）后殖民论述范畴内并行思考，那就是吾人是否可以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价数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在美国（南方州）和英国，都有历史人物的纪念塑像被推翻或拉倒，英国方面激进群众要求收起二三百年前在非洲和“东印度”勤事帝祚的帝国功臣们的纪念铜像，在美国南方州，在南北统一和解放黑奴内战中率领南方部队的将领和政治人物的纪念铜像也受到同样的冲击。

在世界这个小角落，我们或许可以同样的问，在把Birch Road改称为Jalan Maharajalela之余，我们是否还需要肯定莱佛士或莱特的历史作用，或是进一步寻问，假如没有莱特和莱佛士的“帝国主义者的狡诈”，这两个小岛今天会是个怎样的面貌。（在我们南边的岛国，莱佛士研究和书写至今只见越来越蓬勃，而且大多数都还是基础前沿，而不是“炒冷饭”货色。）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脱身自殖民地统治的譬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等国家，今日基本上呈现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景况，是否可以据以合理化当年丑恶的侵犯和殖民统治。

凡此种种都是假问题，除非时间和历史来到我这支笔操作到这一刻的节点上就停止，否则历史是写不出来的。治史者只尊重史实，这一条定律如果也有疑问，史实如何界定也得全盘翻捡的话，“历史的研究”这整个领域都得交给假问题们去折腾了——直到有朝一日“人类大同思想”（cosmopolitanism）带来一套新的范式（paradigm）全盘改造历史学的整套问题学（problematique）。而在此之前，就让我们继续在保守（the conservative）与开明（the liberal）两套价值之间不停地摆荡吧。

今天人类回顾过去，帝国／殖民主义彷佛只是一段痛苦的插曲，实则它是一个更伟大的历史大潮的先声，那就是全球铺天盖地的难民／移民之无声的离散大潮，（早在殖民主义兴起之前已经露出苗头的草民们逃荒以及逃脱“帝力”的自我流亡）以及那隐身在这大潮之中的那狰狞的魔鬼：identity politics（身份认同政治）。

离散大潮孕育了地球村／全球一体化思潮及相关治理方案，也暴露了“周处型大国”（只知霸权竞争对手之为害，而省察不到本身同样的为害）的丑恶派生物。人类社会今天面对着一个历史性挑战：如何把“人类大同思想”这套价值推广出去，使之成为普天下治理与生存之不二法门。

对于作为历史读者的我，尚未被投入歧义漩涡的史实所呈现的纷繁声色已足以让我感到无比欣悦富足。譬如在十八世纪中叶，欧陆和英伦知识界如何掀起从印度教经典研究梵文文化和印度古文明的热潮，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官琼斯（Sir William Jones）如何把对梵文的研究转移向佛教典籍的发掘和译释，十九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的几位政务官丶军官丶测量师，如坎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丶普宁塞（James Prinsep）等业余考古工作者如何重拾法显和玄奘的足迹，从而挖掘出阿育王国及其他佛教遗址，并从而为被湮没两千年的佛教的复兴提供了至要的条件。在这段只能说是文化意义上无比华丽的叙事中，殖民主义的邪恶显得何其猥秽渺小。

图二：先民逐水草而居，凿井而饮，遂成聚落，东西一例。槟榔屿开埠后即吸引了远近各族移殖新垦地，图中可见印度劳工席地而坐，锡克“四排兵团”士兵（Sepoys），来自华南的唐山货郎，以及右边公井边围绕着的马来居民。这幅纸本水彩绘制于1828年，为英国人奥古斯都·厄尔（Augustus Earle）所作，此画现藏于坎培拉澳洲国家图书馆。

图三：这幅“溪边戏水图”黑白照片系由苏格兰人约翰·汤姆生（John Thomson, 1837-1921）在新加坡时所摄（约1861年），他是十九世纪首批至远东地区的旅游探险家兼摄影家之一，当时流行的摄影技术是所谓的“湿板摄影”（wet-collodion process） ，拍摄的过程耗时又费工。

炎方云云，那不也是大中华中心文化心理的遗风吗？宅兹中国。殊方未远。炎方坐南。在在让我浮想联翩，旋又感到无比自卑，我无法想象在女娲伏羲祭礼上这个无法并构的自我可以如何理直气壮的自圆其说。

当然小人物是容易逃脱的，这回是逃入另一类长时际的历史长卷里，在豆芽字阵里寻寻觅觅。很偶然的，在东南亚史和人类学／民族志遭遇的隐蔽的角落，我看到一些慧眼慈心在形容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品种，那呼之欲出的名目叫做东南亚人，轮廓影影绰绰，那不就是我自己吗，看得我怦然心动丶泪花满腮不能自持。只是稍一转念，我又碰碎在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另一个拐角暗礁上，于自己立身的土地，在是与不是丶Jus Sanguinis与Jus Soli的倾轧中沉沦。

2020年6月—9月；2021年8月修毕。

张景云，一九四〇年生于下缅甸老港埠丹荖，华缅混血儿，二战后在槟榔屿长大，先后在菩提小学（寄宿）丶官立青草巷师范学校及韩江中学念书，十六岁失学。离校后在槟岛和新加坡从事各种劳动谋生，包括临时教员丶灰料工丶油漆工丶中学教务员丶小园主助理丶流动夜市小贩助手丶家庭补习教员丶夜总会乐队经理以及画廊经理兼策展人。

一九七六年进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先后担任新闻组和副刊组编辑，一九八四年升任主笔；在报人生涯中，历任三家报馆总主笔，即《南洋商报》丶《东方日报》以及已停刊的《新通报》。二〇一〇年膺台湾佛光山第二届星云大师真善美新闻传播奖。二〇〇一年受聘为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人文杂志》主编。二〇一四年参与创办中文评论网站《燧火评论》。

历年发表作品亦署异名如：张友荆丶张尘因丶芜阶先生丶补壁先生丶张乃菅丶张黛丶黔首丶躬叟丶张入逸丶张遐举等。一九七七年在吉隆坡参与友好创组的人间诗社，创社人包括何启良丶风山泛丶沙禽丶飘贝零丶李系德丶林培禾丶林廷辉丶赖云清丶亦笔丶刘衍应丶华世英丶故萧开志等。

已出版着作多本包括：《言筌集》（人间出版社／1977）丶《云无心，水长东》（燧人氏事业／2001）丶《见素小品》（燧人氏事业／2001）丶《犬耳零笺》（燧人氏事业／2014）及《反刍烟霞》（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2020）等等。

编按：本文原为张景云《炎方丛脞：东南亚历史随笔》一书之卷首语。本文段落有所调整，以方便网络阅读，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出版社鱼弓书舍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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