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留白

【南侨机工公祭特稿】

1938年底，南洋侨领陈嘉庚发出第6号通知，号召南洋各国华族青年回国参加抗战。义愤填膺的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南洋华侨司机和技工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1939年2月18日第1批“80先锋”开始，先后共有9批南侨机工3000余人，远赴云南，经潘家湾训练所受训后，被分发到滇缅公路（见顶端大图，照片取自福建省侨联网）上的各大队当驾驶兵或修车兵，运载军事物资前往抗战前线。

当年，由陈嘉庚创办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商报》，整年都在报导各地筹赈会支援祖国难民的新闻。此外也相当详细报导各地机工报名丶欢送丶出发的盛事。新加坡与马来亚掀起一阵爱国热潮，华社民众视回国抗战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

1942年5月初，惠通桥被炸断后，南侨机工经历坎坷艰辛的岁月，熬过种种苦难，抗战终于胜利。然而3000多位机工，却有三分之一牺牲在滇缅公路上，把生命献给了祖国，永远回不了南洋的家乡。而滞留在云南各地的机工，与当地的姑娘成了家，生儿育女，没有返回侨居地。

图一：2016年9月6日，作者参与南侨机工之友访问团拜访中国云南，和机工后人走访当年南侨机工走过的滇缅公路。其中最重要一站为惠通桥。该桥为中国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时期在大后方重要的运送物资管道。图为惠通桥遗迹。

改革开放后事迹才受重视

解放后，由于50年代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文化革命，这些留在中国的机工，都与南洋的亲人断了联系，半个世纪以来无法联络见面。而南洋的家人，几乎完全没有儿子丶丈夫丶父亲丶亲人的音讯。生死未卜，双方都承受痛苦的煎熬。

这一段悲壮却被遗忘的历史，空白超过半个世纪，直至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方被重新肯定。南侨机工才被定位为英雄。随后，史料的挖掘丶搜集丶整理丶书写丶研究的活动，才陆续开展。健在机工的赤子功勋，才被中国重视，获得生活津贴，并获颁奖章。而其遗孀也获得津贴。文章丶书刊丶纪录片也跟着刊行或制作。

图二：1946年，南侨机工服务证明书。

1946年开始复员回到南洋各国的机工，在侨居地往往也是干回老本行：开车丶修车或维修机械，默默地生活几十年。没有人记下他们的血泪生涯丶英勇事迹丶奋战经历与赤子功勋的那一段光荣历史。

如果说中国的南侨机工历史空白，是由于国共内战丶50年代的政治运动，以及文革的浩劫所致，那么南洋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有关南侨机工的历史空白，主要就是与战后殖民主义政府的政策密切有关，是当年的政治局势所致。

英殖民因反共敌视南侨机工

英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几百年，所执行的是高压政策。除了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法，在马来族丶华族及印度族三大民族之间，制造猜忌和敌视，以分化民族间共同的反殖力量外，还特别对有着反抗传统的华族，极尽打压与为难。华人社会建立起来的华文教育与华文学校，一直以来都在英政府的政策下挣扎生存。

英殖民政府认为，在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之后纷纷建立起来的华校，是反殖思潮的温床，是左翼力量的大本营。因此，除了一贯以来打压华校发展之外，也经常对付以致监视丶扣留华小师生，甚至驱逐出境。

马来亚的英政府这一反共政权，认为反日丶反英，都具有反抗外来统治的意识。即使在1941年底日军入侵马来亚，到1945年8月施行黑暗统治的3年零8个月时期，英政府与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实施类似中国的“国共合作”，指示其成立的“136部队”，与抗日军共同携手对抗日寇。英政府始终提防抗日力量在抗战结束后，会转化为抗英的力量，驱逐殖民主义的统治。

换句话说，英政府对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的行动，始终是耿耿于怀的。在英政府看来，机工的爱国抗日行动，有朝一日也会转化为抗英行动。有鉴于此，对一千余名复员机工，英政府是采取监视的态度。

这种情况造成复员机工回到侨居地之后，散居于各地。初期，居住在一些较大的城镇的机工 ，还有互助会的组织，协助复员机工寻找职业，解决生活，照顾福利等活动。但是他们一般保持低调姿态，不张扬他们在滇缅公路上的事迹。他们往往干回老本行，默默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

图三：南侨机工临时驾驶执照封面。

白色恐怖让复员机工讳莫如深

英政府与马共采取类似“国共合作”模式对抗日军，在战争结束后，就马上露出狰狞面目，转过来对付要争取国家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

英政府在1948年6月颁布紧急法令，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大肆逮捕马共成员丶退伍的抗日军兵员丶马来民族主义运动者丶左翼工团丶进步师生等。此外，实施全国宵禁，把散居在郊区的华族村落居民，驱赶集中在所谓“新村”居住（其实是变相的集中营）。每天早上6点方可出村子，到橡胶园割胶，或到田地耕作，或到锡矿场劳作。傍晚6点以前必须回村，否则格杀不论。出村回村都得经过搜身，以避免携带食品丶药物丶情报进出。在如此形势地下，马来亚共产党遂率领人员退入森林，开展为期41年的武装斗争，直至1989年双方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武装斗争。

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多年武装对峙时期，进步的左翼运动丶反对政府施政行动，始终是敏感的问题。即便到马来亚1957年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国家统治政权仍旧延续英政府的反共政策。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局势下，复员回来的机工，更是讳莫如深，不要讲述他们在滇缅公路上的经历。记者不敢访问报道，文人也不想写文章叙述。即使是对自己家人，大部分复员机工都三缄其口，不愿多谈他们的抗战事迹。而机工本身多半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书写文章记下经历，因此也就没有留下文稿。一些机工甚至到去世前夕，其子女方晓得父亲的机工身份。

图四：作者探访98岁机工李亚留

这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南侨机工历史空白的主要原因。在这期间，在华文报章写一些史话点滴的吴志超老先生，偶尔也写过零星的文章谈及南侨机工的事迹，但从未引起注意。

南侨机工历史在马来西亚就如此被遗忘了60余年。随着老机工一个一个逝世离开人间，老一辈的华人也逐渐忘却，年轻一代更是一无所知。“南侨机工”变成几乎完全陌生的名词。

图五：吉隆坡广东义山亭“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建于1947年。

南侨机工历史是大马华族史一环

如果说南侨机工的历史，在马来西亚空白半个世纪，主要原因是当年的白色恐怖局势，那么，次要原因就是华社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偏差。

南侨机工的时代背景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那时寄居南洋的华人都是侨民。他们仍旧视中国是自己的祖国。1931年日军侵略东三省时，华侨就深感祖国被蹂躏分割，莫不痛心悲愤。

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神州大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事实，使得华侨义愤填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响应南洋筹赈难民会的号召，热心捐款，赈救祖国的行动之余，1939年的“武汉合唱团”与“新中国合唱团”的义演，更激发华社民众的愤慨。满腔热血的青年更是恨不得马上回国奔赴抗战前线。

当年华侨的祖国当然是中国。而机工奔赴的战场主要在云南的滇缅公路。当时的口号是“回国抗战”。因此在潜意识里，在观念上，南侨机工就是为中国抗战。有鉴于此，南侨机工的历史，也自然被看成是中国抗战历史的一部分。

图六：槟城喬治市亚依淡“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建于1951年11月11日。

正是因为这种看法，后来马来西亚华社普遍上，不认为机工史是马来西亚华族历史的一环。华社没有将中国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

其实，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运载军事物资支援中国抗战前线，其实同样也在牵制着日军在东南亚的战场，支援着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战争。

我们建议，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必须重新重视南侨机工历史的书写，必须主动意识到将南侨机工历史列入马来西亚华族史，并从事史料搜集与研究。

图七：马台经贸协会一行人在听老机工黄铁魂讲述经历。

后记：

2007年，厦门华侨博物院陈毅明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到访西马来西亚，带动马来西亚搜寻南侨机工史料。我们受此感召，从那一年开始便专注于这悲壮的历史考察与搜集。

2010年，“追忆历史，珍爱和平”访问团到马来西亚慰问健在老机工和机工后人。临走时，团长汤晓梅女士委托我们为《南侨机工抗战纪实（新马篇）》一书收集马来西亚尚健在的高龄机工的经历及故事。于是我们夫妇俩就开始寻找机工或其后代并搜集口述历史。

这10年间。我们也多次到云南考察历史现场，到印尼及缅甸寻找机工的史迹。在准备将多年的史料整理并编辑成系列书籍出版之际，刘道南老师却在2019年因病离世，心愿未了。

悲痛之馀，我开始把所有搜集到的机工资料重新整理，在华研中心主任詹缘端先生及大将出版社的协助下，计划将史料编辑成一套《道南文集》，在未来陆续出版，以实现我俩的共同愿望。——卢观英记

编按：刘道南是华教与历史工作者，长期搜研辛亥革命、马来亚抗日战争和南侨机工等史料，曾于2003年获林连玉精神奖。2019年8月28日因病逝世，留下遗孀卢观英。卢观英，72岁。退休教员，现居霹雳怡保。为先夫刘道南多年史料采集工作的得力助手，目前致力于整理南桥机工史料，并计划集结成册出书。

编按：本文是配合“南侨机工纪念碑七七公祭典礼”所发的专文，由隆雪华堂七七公祭工委会所筹组。

雪华堂（隆雪华堂前身）曾于40年代协助在吉隆坡广东义山筹建“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并于50年代初伊始，谨定每年7月7日举行纪念蒙难机工公祭仪式，惟自1969年后停办至今。

为追思及缅怀二战时期蒙难抗战先烈之贡献，及慎终追远，本着反对侵略战争，珍惜持续和平的原则，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议决恢复七七公祭活动，并订于2021年7月7日(星期三)上午10时，全程线上形式主办“南侨机工纪念碑七七公祭典礼”，主题为“反法西斯战争，共谋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