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法未尽梦犹寒：回顾1951年肃清行动

【精选书摘】

编按：本文为《红色警戒之一：坚壁清野鬼神哭》（《学文17》）之续篇。

臭名昭著的紧急条例第17D条款，在强硬实行了一年之后似乎放缓。在接下来的1950年，英殖民政府没有再执行第17D条款。然而，到了1951年肃清行动却再次放肆出击。

其实，当军警首次执行第17D条款时，官方喉舌便不断为政府背书。《海峡时报》立场一直都很强硬，在1949年1月12日的社论里，该报呼应英殖民政府的肃清政策时称，这些村落过去受到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村民的脑海已经没有法律和秩序可言。

社论说，“你不可能知道，在一个村落里，有多少比例居民是暴徒或他们的支持者。但总有一小撮人，你无法区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是自愿也好，非自愿也罢，这小撮人为暴徒提供粮食，掩护他们。他们其实就等同暴徒的代理人，每当有军警部队靠近这些地区，他们马上便向暴徒通风报讯，甚至把孩子送到森林和暴徒一起。”

由于如此，该报社论指出，“暴徒”的营寨，往往邻近亲共的村落，每当军警搜寻到马共营寨时，却因村民通风报讯又一无所获。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51年2月15日，军警来到雪兰莪南部的仁加榄（Jenderam），再次执行第17D条款行动。在紧急状态12年期间，仁加榄是唯一被英军警摧毁的马来村落。

英军警摧毁马来村落仁加榄

军警夷平范围20平方英里的地区，也是紧急状态以来最大一次肃清，超过1600名马来人、印尼人、华民被拘捕，并安排火车专列运送到柔佛居銮扣留营。随后，仁加榄便被摧毁。只是，英殖民政府或许没有料到，仁加榄的肃清行动引起了各国媒体注目。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Manchester Guardian）批评最力。该报社论把仁加榄的肃清行动，和捷克的Lidice、西班牙的Guernica两镇相提并论。

原来，1942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军曾把捷克的城镇Lidice夷为平地；1937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城镇Guernica成千上万平民被炸死。《曼彻斯特导报》社论认为，共产党将试图把英军警肃清仁加榄的行动，宣传为如捷克、西班牙城镇遭遇的臭名昭著。

面对舆论压力，英殖民政府新闻总监J.N. McHugh出面驳斥，并指把仁加榄村民隔离马共的威胁，用来对比纳粹对村民的屠杀，以及空军炸死平民的行为，简直无聊透顶之极。

仁加榄是印尼移民村落，附近亦有一些马来裔、华裔、印度裔村民。英军警声称，仁加榄是马共马来分子的温床，活跃雪兰莪、森美兰边界的马共马来分子，大多来自仁加榄地区。村民提供食粮、军装、情报，甚至提供新兵支援马共。因此，仁加榄可说是马共马来分子的桥头堡。

仁加榄是在约莫1910年代，由雪森边界小镇峇玲珑（Beranang）的印尼米南加保（Minangkabau）族裔开拓。米南加保族裔源自印尼苏门答腊西部，仁加榄村民90%便为米南加保后裔。

根据马来左翼历史学者沙礼蓝利，由于村民与祖籍地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很多仁加榄子弟都被送返米南加保念书。

二战之后，印尼革命运动兴起，影响了仁加榄村民的思潮，成立马来青年联盟（KMM）分支，并积极参与所有马来左翼组织运动，包括青年觉醒团（API）、妇女觉醒团（AWAS）、农民阵线（BATAS）等。

马来村民也对肃清感到惊恐

印尼共产党主席丹马拉卡（Tan Malaka）被指曾经到过仁加榄和其米南加保族裔亲属会面云云。仁加榄也是马共马来民运头子Abdul Manan 的老巢，马共的马来文宣主要亦出自仁加榄。1951年1月，英军警在加影地区击毙了Abdul Manan。

仁加榄对马共支持到什么程度呢？

1951年4月25日，英殖民防务部长D.C. Watherston在联邦议会，答复立法议员胡申翁（翁惹化之子，独立后第三任首相）的询问，何以政府对仁加榄肃清大行动？

Watherston解释，马共游击队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穿军装、带武器，在仁加榄公然进进出出，村民不但提供衣食住行，甚至公开参与“暴徒”会议，村民每个月还提供4000元月捐。原来，仁加榄马共民运分子，在每间村屋前都以粉笔做记号，一看就知道村民这个月是否已经缴捐。

当年2月围检仁加榄，拘捕1807人，审查后释放一部分，但仍扣留1609人，马来人、印尼人合共936名，华民则为673名（男子235人、妇女182人、孩童256人）。

仁加榄被肃清之后，其隔邻的Kampong Bukit Raya，一个星期后也跟着十室九空，原来村民恐遭仁加榄同样命运，均自动迁离另觅栖身之所。一名政府官员声称，仁加榄周遭地区恶名昭彰，“早有一大组织的马来民运分子活动”，如今省得政府再作一次仁加榄式的扫荡云云。

可见，白色恐怖影响所及，不仅华民提心吊胆，马来民众也对肃清行动如惊弓之鸟。直至1959年，仁加榄村民才获准返回原地重建家园。

1951年10月6日，钦差大臣葛尼往福隆港途中被伏击身亡，邻近的村落遂成为英殖民政府发泄惩罚的对象。1951年11月8日，彭亨的都赖（Tras）大难临头，军警再祭出第17D条款，把所有2000村民先送至新古毛（Kuala Kubu Baru），然后再乘火车转至怡保狮尾扣留营。

都赖早在三年前就该消灭？

钦差大臣葛尼遇害后，军警准备对都赖下手，《海峡时报》1951年11月8日社论又背书，“当然，在第17D条款下执行了多次行动，不是批评政府完全忽略出手。……但这个共产党村落（指都赖），在过去三年早就该消灭了，何以被允许共产党蓬勃发展这么久？而且，还有多少村落是对共产党如此重要的？政府还会袖手旁观多久，就如过去对都赖放任一样？”

话虽如此，当第17D条款执行9个月后，英殖民政府首席秘书（Chief Secretary，华人俗称布政司）Alec Newboult宣称，政府希望通过森美兰州的试验，把小甘蜜和沉香岛被扣留的村民，集中限制在一个新移殖区生活，让他们摆脱作为马共的团伙，教育他们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他并提到，如果这项试验成功，将扩大至在第17D条款下被扣留的村民，给机会移殖到新的地区重新生活。他不讳言，这也属一项反共运动，那些愿意留下来的村民，“我们将会再教育和拯救他们。”

森美兰马华公会元老陈世英回忆，1949年2月6日和2月9日，当时还是华人春节期间，军警分别开进沉香岛和小甘蜜，驱逐超过1500华民。“……他们经过我家门前，我看到他们都被赶上警车及军车，每个人都只准携拿一些随身衣物，当时的情景令人深感同情。”

被驱逐者的年老父母和亲戚朋友……向我投诉，指许多华人领袖都不理睬他们的哀求。这些领袖甚至闭门不见他们，使到他们深感失望和悲痛。……我立刻向数名华人领袖求救，……我的礼貌拜会的结果，竟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他们反而劝我不要参与此事，因为在1948年紧急法令下，这是一宗非常严重的事。

既然华人领袖忌惮紧急法令，明哲保身、噤若寒蝉，陈世英唯有联同张雅坤、许联清，到吉隆坡向Alec Newboult为华民请命，并建议英殖民政府撤回对小甘蜜和沉香岛的驱逐令，重新安置拘禁在扣留营的1500华民。

随着第17D条款批评声浪越来越大，而且布里格斯的“移殖新村”（Briggs Plan）计划顺利开展，英殖民政府慢慢就弃用了第17D条款。到了1953年3月，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宣布，第17D条款终于正式废除。

其中一个经常受争议的论点是，英军警不断围捕村民，把“良好”村民也迫上梁山，最终加入马共队伍云云。

然而，英殖民政府从未公布，第17D条款究竟执行了多少次，有多少个地区的村落被摧毁？我们现在只能从旧报纸堆里，窥见其中一些村落被肃清、被撤空的一个大概。

在地图上消失的武述村落

比方，1951年4月30日，对仁加榄和都赖采取行动之后，英军警又到雪兰莪南部沙叻（Salak）附近的小村落武述（Busut，中文媒体译成“卑卒”）。

这个被战争执行理事会视同仁加榄的红色村落，军警围筑一条三英里乘两英里范围的防线，450男女村民和孩童被强行撤走。那时候，表面上第17D条款已被废除，但英军警行径却和执行第17D条款没有两样。

官方喉舌《海峡时报》封面标题，完全站在英殖民政府的立场：“武述，一个红色村落付出代价。”根据报道，炮声隆隆响彻一个上午，英军萨福克兵团从武述中心地段，不断发射炮弹追击30名往北方逃离的马共。

在肃清的混乱过程中，一名42岁海南籍胶工的妻子，等不及接生妇赶到便已分娩。《南洋商报》则称，触目所及，“为一片辛酸凄凉景象，这一堆、那一伙，年长者有70高龄老妇，幼者则有初出娘胎的婴儿。”

……此60家人，除了三数家系商人外，其余均为拥有三五依吉以至十依吉的树胶小园主，而且均由二三代克勤克俭，节衣节食之胶工生活，将毕生之储蓄所购置者，今一旦以二三十年来血汗换来的物业弃置，而将被移殖于加影区之锡米山，殊感痛心。

他们继又申诉称，系在睡梦中被唤醒，即着收拾行装，……只得捆扎劳力所能移动之细软，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集中于指定区，为一间稍具规模茅屋侧旁之树胶园中，所以满地包袱，大批胶片，家禽及卧榻，一批无知儿童，面露恐怖，散蹲于树下。

武述华民并未如仁加榄村民被送往扣留营的厄运。官方的解释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必须把疑点利益归于他们。”

纵然如此，雪兰莪南部战争执行理事会，仍然认为武述村民犯了五大过：一、庇护马共；二、马共犯案的共谋；三、没有提供当地马共的任何情报；四、为马共提供食物；五、提供马共资金，当地65户村民每个月缴纳900块钱。

根据报道，自紧急状态以来，马共在武述地区策动了37项事故，包括试图杀害罗尚（Lothian）和Bute两个园丘的经理。马共民运人员，也被指在武述唯一的咖啡店召集150名村民集会。此外，武述1922年建立的觉桥学校，也被指不时悬挂马共的三星旗帜。

不过，读过武述觉桥学校的罗文良告诉我，印象中从未听闻觉桥学校挂马共旗。罗文良的父亲曾任武述觉桥学校校长。

 一撤离便见村屋被纵火燃烧

警方指称，马共游击队领袖刘观金藏匿在附近，并获得武述村民的援助。隔天，武述村民在军警护送下，被撤离至加影锡米山（Sungai Chua）。官方喉舌大字标题“武述人高兴迁移”，说到武述村民似乎兴高采烈集体搬家？

2015年10月15日，我来到沙叻探听武述老村民怎么说。生于1937年的吴秀金，年近80岁，但当时却只是14岁左右的小女孩。吴秀金老家原先就在武述中心，当军车载送她们搬离时，“已经看到村屋被纵火燃烧，但还没有烧到我们的房子。军车出到沙叻街上，发现原来很多人围在路边观看。”

不过，老家在武述毗邻的黎业波，仍深深觉得撤离行动是一项痛苦和灾难。“我们住在罗尚和武述毗邻，当天母亲和姐姐如常割胶，但不久她们带着凝重的表情回来，原来英军已将我们的村子包围，并勒令我们收拾细软准备撤离。”

“当天下午，猪商前来收购生猪。原本猪价每担百多两百块，猪商只愿意给五六十块，不卖拉倒。时间紧迫，村民唯有忍痛割卖生猪，换回一点本钱胜过付诸流水。”

“在村民不断要求之下，英军允许我们隔天才撤离。隔天早上，我们全家上了军车，当时我才只有十岁，很多事情都不懂，只见母亲泪水满面愁容满脸，我心里还纳闷有什么好哭呢？约莫两三个小时后，我们抵达加影锡米山，被安置在一座暂时空置的大烟房里。而后，军车陆陆续续载来其他村民，成年人都是唉声叹气没有一个笑脸。”

“我们听后来才到的同辈说，留下来武述一带驻守的英军，把村民来不及带走的生猪烧烤来吃。所有房子都被烧毁了，包括武述的觉桥学校。”

约莫半年后，这一批被迁至锡米山的武述村民，才安排回到新建的沙叻新村。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武述已经在地图上消失，现今雪邦吉隆坡国际机场跑道，便是武述和附近一带村落原址。

当沸沸扬扬的第17D条款在舆论压力下废除了，邓普勒将军又有新点子对付支援马共的红色村落。这一招就是恶名昭彰的集体惩罚（Collective Punishment）。

布先18岁以上男子各罚15元

最先中招的是霹雳布先（Pusing）。早在17D条款废除前，1951年1月17日，布先英籍移殖官David White被两名马共杀害，推事J.A. Craddock认定“布先是马来亚最糟透的小镇”，法庭宣判整个布先缴付集体罚金四万元，包括18岁以上男子各缴付15元。

此外，布先商店被令关闭44天。在那个时代，四万元是一个庞大数目。布先数名大老板，愿意集资负责四万罚款，但英殖民政府否决了他们献议，因为集体罚款是针对整个布先云云。

散居布先附近的村民，一半被迫迁至15英里外的双溪榴莲（Sungai Durian）；一半则重新安顿在靠近布先的废矿地。

待风波平静之后，布先店家对集体罚款仍耿耿于怀。一名店家愤愤不平对记者说：“我们做生意的损失最大。怎么能够期待我们不时留意马共分子举动？如果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线索，我们如何能够提供情报？”

1951年3月1日，新加坡英文《虎报》（Singapore Standard）在社论中评述：“集体惩罚不免牵累无辜者，这是钦差大臣所承认的，可惜集体惩罚较我们所预期者为多，过去两个月已经再而三发生。……我们曾谴责共产党和法西斯者的集体惩罚行动，而今日我们却这样做了，今后我们怎能再谴责别人呢？”

然而，1951年6月26日，吉隆坡泗岩沫（Segambut）村落又被肃清，散居附近的1200户村民被迫迁至增江（Jinjang）。英军警、政府移殖官员、萨福克兵团联手进入这个村落，执行撤离行动以免受到“任何恐怖威胁”。

泗岩沫村落被指每月支援马共5000块钱。移殖官员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各有15部罗厘，预定每日移殖160户人家。

一名警官Foston被媒体引述称：“起初，很多村民不愿撤离，但我们和村民说白了，没有其他第二个选择，接下来他们唯有收拾细软、家当。”

由于撤迁村民人数超过一万之众，增江不久从新村升级为市镇地位，两年后就设立了市镇委员会。直至1952年4月，增江已经是雪兰莪（当时包括吉隆坡）第三大镇，人口仅仅排在吉隆坡和巴生之后。然而，增江毕竟属吉隆坡情况特殊，其他移殖新村没有如此幸运。

1951年11月11日，离雪兰莪滨海市镇万津十英里的武吉章岗（Bukit Changgang，当时又译武吉曾江，当地华民俗称三十九支），全体170户华民被撤迁到巴生的班达马兰（Pandamaran）新村。

武吉章岗毗邻瓜冷森林保留地，曾是刘观金马共部队出没之处，所以早在1949年12月就被扩展为移殖村。英军警突如其来对新村肃清，叫村民无不大感惊讶。

政府发言人承认，武吉章岗移殖村计划已失败，因为村民不但极少与政府合作，而且仍与森林中的马共维持联系，甚至继续提供粮食等必需品。

1952年3月25日，霹雳南部小镇丹绒马林（Tanjong Malim）三英里外，华民俗称“清水港”地方的输水管被切断了。31岁英籍助理县长柯德纳（Michael Codner），联同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前往视察抢救。此时约莫50名马共游击队出现，射杀了包括柯德纳在内的11人员。

22小时戒严惩罚丹绒马林

怒不可遏的邓普勒将军，马上展开快速和严厉的报复。丹绒马林实施22小时戒严，涵盖从丹绒马林市镇至罗叻（Trolak）之间的所有村落和园丘。所有二万居民被禁止离开，所有学校也一律关闭，甚至所有巴士都停止通行。

随着戒严令，每天从中午12时至2时，只限两个小时采购食物。但市面却禁止自由买卖白米，米粮配给亦大幅削减，成人从五斤减至三斤，小孩减至两斤半。在当时，除了丹绒马林被禁自由买卖白米，隔邻雪兰莪的龙邦（Kalumpong）、乌雪（Ulu Selangor），还有彭亨直凉（Triang）也都实施此禁令。

邓普勒将军会见当地民众，宣布雷厉行动时训话了一个小时：“惩罚无辜的人并不让我感到愉快，而你们之间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可是，你们有情报但却太怯懦提供给我们。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做不到？还是因为你们全都是懦夫？”

“我想，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吧。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东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你认为能过着快乐的家庭生活吗？你们又是不是了解，即使你的孩子也会被训练成特务监视你？”

“你们心里都清楚，其实你们有线索、有情报。……你帮我，我也帮你（You help me and I will help you），而我将撤除所有对丹绒马林的戒严限制。解决方案，很大程度掌握在你们手上，拿出你们的勇气，以及承担公民的责任。”

邓普勒将军宣布雷霆戒严限制，对丹绒马林民众犹如晴天霹雳。官方喉舌报道，在场的350民众，听闻宣布后呆若木鸡，“他们不是直视前方就是盯着地上。”根据1947年人口普查，丹绒马林和乌鲁安南（Ulu Bernam）有8600马来人、8300华民、5600印度人。

为了合理化集体惩罚行动，邓普勒将军胪列了丹绒马林此前三个月的马共“罪行”，包括对军警巡逻队发动五次伏击、十次攻击，杀害了八名警察、七名公务员；焚毁了五部货车；破坏了6000株胶树；制造一次火车脱轨；两度切断大水管等。

但民众的苦处谁能了解？1952年4月3日，《南洋商报》有此报道：“正式戒严令的第一天。……触犯戒严令的就有好几个。他们触犯的原因，大都是为了打开门出来喂鸡鸭，或是出外大便的。因为在市郊的住屋，和汝鲁安南（现称乌鲁安南）的店铺，厕所都是在屋外的，因此他们都说：现在不只吃饭难，连大便也难了。”

还有一名男子梁某，戒严时间请马来特警护送，偷出境到隔邻雪兰莪的龙邦探视未婚妻，结果双双被捕控上法庭。梁某罚款一百元，特警明知故犯判监八个月。

变相集体囚禁面对舆论声讨

邓普勒将军在丹绒马林还试行了一项“问卷行动”（Operation Question），通过派发问卷给每一户人家，再从回复中的蛛丝马迹挖出线索和情报。问卷行动后来的发展，演变成在全马设立了“5000号信箱”密报，让匿名告密者提供马共的线索和情报。

邓普勒将军也以自己的信函，发了一封公开信给所有丹绒马林居民：

“这是我的一封信。如果你是共产党，我不会期望与回复。如果你不是，我希望你尽其所能提供情报，让我们捕捉你们地区的共产党恐怖分子，包括共产党员的名字，什么商店提供粮食和物质给他们，谁协助共产党购买和运输这些粮食和物质，谁为共产党收取月捐和充作共产党的运输员，谁是共产党招收新兵的代理人，谁是共产党的宣传分子，谁在丹绒马林和乌鲁安南悬挂共产党旗帜，谁非法拥有军火等。”

“除非你愿意，否则不必回复。把回函装进信封里封好，英军会派人来收取，然后送到吉隆坡给我。我要的是情报而已，是谁提供情报并不重要。”

然而，对丹绒马林的戒严，等同于变相集体囚禁，在马来亚和英伦掀起千层浪，面对比第17D条款更巨大的舆论声讨。

集体惩罚闹到沸沸扬扬，槟城中华总商会会长伍瑞琴，亦呼吁紧急状态口号从“集体惩罚”改为“集体保安”，他认为英殖民政府必须改变来重新赢取民众信心。但邓普勒将军获得英国殖民地大臣利特尔顿的支持。

话虽如此，丹绒马林风波多次在英国国会面对质询，利特尔顿却穷以应付朝野议员的围攻。

1952年4月2日英国国会会议，在野工党Woodrow Wyatt的提问最尖锐：“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这个村落（指丹绒马林）从来没有受到当局足够的警察保护。因此，期待普通村民提供情报给当局不正是发梦吗？他们告密的结果将是被恐怖分子杀害，因为当局无力保护他们免受恐怖分子威胁？这样的集体惩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前法西斯的做法。如果我们在马来亚继续这种集体惩罚，恐怕我们将失去马来亚，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得到人民合作？”

利特尔顿看似只能避重就轻回应：“我只能说，阁下对整个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扭曲的。我不打算干预……，是不是极权主义都好，我们势在必行。”

由于集体惩罚的舆论掀起沸沸扬扬，利特尔顿请求英国民众不要阻扰邓普勒将军的职务。1952年4月30日，利特尔顿在国会再回应一众议员围攻时称：“丹绒马林的集体惩罚，让我们收取一些有用的情报，但现在评估整个成绩仍言之过早。”

饥饿感觉将让丹绒马林说话

在野工党议员Stanley Awbery质疑大臣的说法：“请问部长是否知道，这种集体惩罚的做法，对头脑健全的人来说是极之厌恶的？也造成马来亚人民对政府（指英殖民地政府）充满了敌意。”

利特尔顿显得答非所问：“我们将尽其所能，改善围绕新村的篱笆以保护人民。”究竟邓普勒将军有打动丹绒马林民众的心吗？当邓普勒将军使出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威迫利诱、软硬兼施，说完全没有效果是假的。1952年3月29日，《海峡时报》封面大字标题：“饥饿的感觉将让丹绒马林说话”。

旋即，1952年4月7日，英殖民政府宣称收到七封告密信，并随之采取了“逮捕行动”。根据《海峡时报》，虽然官方没有正式公布详情，但据称被捕嫌犯包括邻近新邦安拔（Simpang Ampat）的马来村民。

1952年4月9日，也即是集体惩罚15天之后，英军警根据告密情报，逮捕约40人包括三名女性。第二天，丹绒马林的22小时戒严令解除了，仅保留入夜一般的戒严限制。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社论说：“是钦差大臣心软了吗？是他向批评者低头了吗？不可能。政府选择不说明理由。最可能的情况是，邓普勒将军已经获得他所要的情报。”

关于丹绒马林事件的起因，当年《海峡时报》驻吉隆坡办事处主任霍夫曼（Leslie Hoffman）还有一个奇妙说法。他在一篇事后剖析长文中，质疑有人因为行政疏忽掀起轩然大波，也让丹绒马林民众吃了一顿大苦头。

原来，霍夫曼提到，甘榜新邦安拔处在策略性地点，尤其输水管途经这个村落，早有证据指村民为马共提供粮食和情报，但有关方面却迟迟没有相应行动。“如果丹绒马林集体惩罚是针对保持缄默的人们，新邦安拔村民支援马共是否应该面对更大惩罚？那些安坐在吉隆坡、拍板新邦安拔保留现状的官爷，是否最应该接受更严峻的处置？”

根据霍夫曼，在事件中被杀害的英籍助理县长柯德纳，其实早已关注新邦安拔的马共威胁，并要求把肃清新邦安拔迁入围绕丹绒马林的铁丝网内，“问题是谁否决了柯德纳的建议？不会是邓普勒将军。那么是谁？唯有霹雳州政府和霹雳作战委员会。丹绒马林人民必须被告知，为什么否决了柯德纳的建议？还有是谁否决了他的建议？”

新邦安拔是一个只有200马来村民的小甘榜。柯德纳等人被伏击之后几天，新邦安拔立即被撤迁到丹绒马林。

另外还受到集体惩罚的小镇，包括雪兰莪西南部的双溪比力（Sungai Pelek），霹雳怡保昆仑喇叭（Gunung Rapat）、瓜拉光（Kuala Kuang），槟城威省的峇东丁宜（Permatang Tinggi，旧称马当丁宜），柔佛昔加末的北根冶美（Pekan Jabi）。

丹绒马林风波尚未平息，1951年4月11日，在雪兰莪小镇双溪比力，又实施20小时戒严令。原来，双溪比力村民被指持续支援“红胡子”刘观金的部队。双溪比力是刘观金活动地盘之一，这名留着大胡子的雪兰莪马共游击队领袖，1953年7月6日在不远的沼泽森林被英军击毙。

双溪比力被令在现有铁刺网22码外再筑多一层九尺高铁刺网，以阻村民偷偷把粮食丢到铁丝网外支援马共游击队。英殖民政府原欲惩罚村民出钱建铁刺网，但村民鉴于铁刺网耗资六万元大喊吃不消，经过村民代表多方奔跑求情之下，英殖民政府终应允出资一半建费。

1952年6月4日，霹雳昆仑喇叭一名马来特警被枪击，当地马上实施22小时戒严令，3400村民被迫足不出户，三天后才恢复正常。

1952年6月15日，霹雳怡保以北的瓜拉光，也因为79岁的华籍村长和一名马来特警被杀害，结果同样实施22小时戒严令。

1952年8月15日，大山脚的峇东丁宜，华籍助理移殖官张文和在一家咖啡店被冷枪杀害。根据邓普勒将军，他相当确定在谋杀案发生时，咖啡店里还有12人见证。

警方前来查案，但没有人愿意透露详情。邓普勒将军在会见40村民时宣布雷厉行动：“我给予你们多四天时间，你们谁都不准离开屋子，如果要食物可以请警察代购。如果四天之后，我们仍没有收到任何线索和情报，我将会在这里执行紧急条例第17D条款。你们将永远不会再住在这里，你们将永远切断和这个地方的联系。你们现在必须做出选择，继续保持缄默将送进扣留营，给我情报你们将可移殖别处。”

村民全都保持缄默，即使邓普勒将军问他们明白与否、Yes Or No，经过华人通译员以闽南话讲解后，40村民仍然静默不吱一声。四天之后，没有任何情报，所有79村民被送进扣留营。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为此大力抨击，“从8000英里外看来，怎么说都似粗糙的公义，毕竟他们只是沉默的帮凶而已。……再说，邓普勒将军视察峇东丁宜，他有八部军车全程护卫。试想想，峇东丁宜普通民众，甚至连一支短枪都没有，如果告密了谁来保护他们？”

有一则讽刺邓普勒将军的笑话说，当他决定把钦差大臣住的King’s House（现称国家迎宾馆，Carcosa Seri Negara）也以铁刺网围起来，被人在报上戏谑莫非钦差大臣也改住移殖区了？直至半年之后，村民才被释放，并迁入峇东丁宜新村。

1952年10月28日，在柔佛昔加末北根冶美，三名警察被杀害，另外两名受伤。五天之后，邓普勒将军通过行政官下令，北根冶美执行18小时戒严，包括12小时限制不能走出户外。戒严令为期一个月。此外，1600村民必须提供劳力，在新周界建造铁刺网防御。

此后，恶名昭彰的集体惩罚，在马来亚就鲜少听闻了，但不代表集体惩罚就此废除。1955年6月23日，英国殖民地大臣Alan Lennox-Boyd，在国会否决了废除英国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集体惩罚建议。

他解释，集体惩罚只在少数殖民地使用过，旨在惩罚窝藏犯罪分子和拒绝配合当局行动的社区。“少数殖民地政府保留这项条例，是基于没有更佳可执行的替代条例。”

本篇参考书目和资料：

1.The Straits Times, Removing The Squatter，1949年1月12日版

2.南洋商报，沉香岛小甘密被拘居銮难民 释放后迁移芙蓉自由新村居住，1949年10月22日版

3.The Straits Times, Malayas Worst Town Fined - All Shops To Be Closed，1951年1月21版

4.The Straits Times, Bandit Nest Is Wiped Out - Village Hid Terror： Sent To Camp，1951年2月16日版

5.The Straits Times, Jenderam Critics Are Told: ‘Nonsense'，1951年2月22日版

6.The Straits Times, Busut - A ‘Red' Village Pays The Penalty，1951年5月1日版

7.南洋商报，雪军警第二次肃清行动 卑卒六十住户迁锡米山，村民于梦中被唤醒收拾行装 产业数代积蓄所购置之弃置，1951年5月1日版

8.The Straits Times，10,000 Will Move From Segambut - Biggest ‘Terror' Evacuation，1951年6月27日版

9.The Straits Times, 18th village to get 17D penalty，1951年11月8日版

10.The Straits Times, Prisoners of Fear，1951年11月8日版

11.The Straits Times，Pro-Bandit Village Is Wiped Out - Resettlement ‘A Failure'，1951年11月13日版

12.The Straits Times, Sir Gerald Punishes Town Of 20,000 Cowards - And A Warning Goes To Other Silent Men And Women，1952年3月28日版

13.Hansard UK（The house Of Common），HC Deb 02 April 1952 vol 498 cc1668-71，1952 年4月2日英国国会议会纪录

14.陈智明/南洋商报，丹绒马林戒严散记，1952年4月3日版

15.The Singapore Free Press，End of a Curfew，1952年4月10日版

16.Leslie Hoffman /The Straits Times，Tanjong Malim: The Great Post Mortem，1952年4月13日版

17.The Straits Times, 4,000 People Flout Order，Game of Bluff Order Punishment - And A Fence，1952年4月22日版

18.The Straits Times, Change It To ‘Collective Security, Not Punishment'，1952年4月23日版

19.Hansard UK（The house Of Common），HC Deb 30 April 1952 vol 499 cc1453-5，1952 年4月30日英国国会议会纪录

20.The Straits Times, 79 Silent People Get 4 Days To Name The Killer Gang，1952年8月22日版

21.The Singapore Free Press，Death Village Gets Detention，1952年8月25日版

22.The Straits Times/Reuters, Guardian Asks About Defences - Murder Village Queries，1952年8月27日版

23.The Straits Times, Murder Village Is Punished，1952年11月2日版

2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Collective Punishment' Needed，1955年6月23日版

25.Berita Harian，Jenderam Akan Di-Buka Samula，1957年11月16日版

26.John Cloake，Templer：Tiger of Malaya，1985年出版

27.Jazamuddin Baharuddin（Editor Penyelaras），Sejarah Bergambar Institusi Polis Di Malaysia，1994年出版

28.Today（Singapore），The Man Who Saved Malaya，2001年1月29日版

29.Lt Col(R) Mohd Azzam Mohd Hanif Ghows，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2006年出版

30.Dr. Mohamed Salleh Lamry，Gerakan Politik Kiri Di Kampung Jenderam，2009年12月22日发表

31.雷子健主编，爱新村：雪兰莪新村的美丽和哀愁，2012年出版

雷子健，本土文史工作者，报章时事专栏作者。

编按：本文原题为“红色警戒之二：恶法未尽梦犹寒”，原收录于《学文》第18期（2020年10月）。本文段落有所调整，部分标点符号有更改，其余不做更动。本文获得《学文》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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