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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斗中“静静就好” :华社内隐的强权意识?

【凝视世情】

七月中旬,华总领导人面见首相慕尤丁后,宣称慕尤丁个人盼望承认统考而引发争议。其中华总永久名誉会长指当前乱局是政治人物的权力斗争,呼吁华团应暂观望,不要公开讨论及向政府施压有关华社关注的议题,以免被利用卷入权斗后冤枉遭殃。为求自保应“静静就好” ,把重心摆在疫情下的生存与生活问题。

这颇具“现实感”的直白言词,恐怕说出不少华团与华人对政局的心里话。希盟执政后,在原有族群政治思维框架下,被认为能替华社发声的行动党,与其他盟党权力较为均衡,华团众声喧哗要求兌现競选宣言。

然而,国盟取得政权后,犹如返回国阵时期,且马华公会较以前更趋边缘,不太被期望能有什么发声分量。所以这半年来,除防疫因素外,华社“识时务”者对新政局的声量降低许多。

此类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展现了“力的秩序”的逻辑,即谁掌握更多权力,谁就能“话事”且享特权。这也显现了华社许多人自身未必意识到的症候,且这类意识可能展现了跨世代的一些共同特性,影响许多华人在日常里的信念与实践,以及対各种问题的理解与反应。

潜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上述所指态度的意识基底,很可能源自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它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现於华社许多人的日常实践。

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是由史宾塞 (H. Spencer) 在十九世纪时提出,他将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进化论”中解释生物进化的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历史与社会是一直进化的“进步”过程,且遵循所谓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 汰 ) 、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法则。

此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形成和运作,基本上是在生存与竞争压力下的自然结果,彰显地是人类不断适应自然的过程,且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人与自然的生存竞争,也适合国家与国家、人种与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个人应当主动去顺应环境,能更好地面对环境者,比不能主动适应者更易于存续和“成功” 。

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认为倾向命定论(宿命论) ,是一种现状哲学,认为现实难以超越。它也认同与赞扬个人、团体、种族或国家之间,不受管制和干预的竞争,甚至认为帝国主义是种族淘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不适者就该被淘汰是自然定律。

在后来的发展中,此学说被挪用其中以自然界是中性的法则,却遮掩了社会中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且以结果肯定过程,忽视对于资源分配与权利的不平等。

殖民时代达尔文主义的萌芽

在马来(西)亚的社会脉络下,从英帝国殖民的十九世纪末叶后,其殖民治理也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对殖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生物上的“适者”与“不适者”的选择标準,是以社经地位或种族(race)来呈现,其中预设了各个种族之间素质的差別,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这也可以合理化殖民者的种族偏见和不平等,建构殖民者的优越地位。

在这样的治理思考与论述下,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性得以被正当化与制度化,而被殖民统治的各个种族(族群),也被贴上各种负面标签与汙名化,譬如建构“马来人懒惰论”或“华人富裕论”,强化种族(族群)阶序与素质的分类,从中更合理化优越种族(族群)对其他群体的歧视与压迫,埋下马来(西)亚社会中各族群之间,彼此相互歧视与妒恨的心理状态。

而中国也在十九世纪末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中国的历史学者许纪霖指出,此学说为中国提供了一条富强道路指引,且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以及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潮流。这股潮流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强权的崇拜,“力”是最高价值;在日常生活型态上则以生存为第一信条,忽视精神、文化、价值与意义等层面。

对于为生存从中国到马来(西)亚的早期华人移居者而言,南来时可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有认识或萌发相关意识,且较能适应英殖民者的“适者生存”治理方式,寻找妥协与迂回的生存之道,“识时务”地迎合外在不断变化的“现实”,在这块陌生之地落地生根,其中历经艰辛的打拚过程。

 华社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契合

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以顺应当时新兴国家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主义思潮,做为建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且以西方国家为学习楷模,希望能快速加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这套思想延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精神,强调竞争与“进步”,认为必须跟随世界趋势,适应大环境者才能生存,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主旋律。

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也必须强化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竞争力,且强调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功,若有人无法取得成功,该归咎於是个人,与他人无关。而这简化了社会环境对个人的作用力与影响,弱化国家对于整体社会平等的责任意识。

华社长期的主流意识中,与国家主流的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相契合,也分享了近代中国主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理所当然的“现实”原则,就算不喜欢也必须接受和面对弱肉强食的世界。

在不公平与扭曲的社会结构中,国家的制度与政策遭受各种破坏,譬如盘根错节的贪腐问题,且社会保护机制也不足。许多华人的成长过程中,深刻体验现实的丛林法则,确认弱肉强食世界的真实性与必然性,认为必须靠自己与“识时务”,才能自我保全和争取出头天。

通过个人的竞争与努力,或者以各种手段和路径,快速翻身和改变命运,达成“发大财”的愿望,以满足各种欲望,包括爭取可能的权力,形成在华社里强调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

过度功利且现实的生命观

在“强权主宰,赢者通吃”信念下,在教养与教育场域里,不同世代迄今仍复制同一场景,许多家长和老师都会告诫孩子及学生要努力念书考好成绩,日后才会有出路,有本钱面对现实的竞争环境,过实在的幸福生活。但是“幸福”是什么 ? 基本上是建立在“崇尚物质”的想像基础上,追求衣食住行与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

至於探问和追求价值与意义,会被认为是太理想的事,也不需自寻烦恼和费力追问有关人生的大哉问,强化“现实即合理”的意识,但也忽略过度竞争等引发的问题,且不在意甚至否定价值与意义的重要性,至於生存与生活的目的,经常被简化为通过竞争取得主流认可的“成功”。

在主流功利的“成功”定义下,以成败论英雄,“失败者”是个人的问题,该被瞧不起,譬如对所谓“好手好脚”的街友,予以鄙夷与歧视。在现实生活里,分享崇拜强权和崇尚物质的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内涵,长期存在反智和贬抑知识倾向,而追求理想经常被贬低为空想或幻想,是缺乏现实感者不踏实的借口。

虽然现今华人接受高教的机会更为普及,但面对本土学术与知识底气不足,大学环境越趋商品化,学生在学科选择上,更着重具前途与实用的科系,与外在消费社会强调功利和物质意识的发展契合,使得弱肉强食和现实等意识,在不同世代中展现了相当的延续性。

崇拜权力与崇尚物质的秩序

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强调“机会平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性,政府与社会应该做的,只要赋予人们机会就可以了,不应做过多的扶持与干预。但是延续英殖民治理的一些马来政治菁英,认为独立后各族群的起跑点不同,这将无法给予机会平等,形成合理的竞争,因此展开新经济政策等政策和措施扶持马来族群,调整各族群在各层面的差距。

但在这过程中形成明显的制度与政策歧视和偏差,“马来人特权”衍生各种贪污与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更大程度压缩其他族群的权益,不公平政策让非马来人产生被剥夺感与不满,其中华社试图强化族群认同和坚守传统文化,抗拒国家的压迫。而长期以来不少华人有关学习国语、英语和华语的优先顺序和投入程度,纠结各种因素,但恐也与殖民时代存续迄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有关。

基本来说,主要奉行发展主义的马来西亚政府,在族群政治和新经济政策等运作之下,让许多华人相当不满与沮丧,认为隐含种族主义的歧视,破坏了原本该有的公平竞争与绩效原则,拖累社会与国家的发展,使国家丧失竞争力,且经常以新加坡作为例子,证明华人在竞争上的优越性,若能更好实践竞争原则,马来西亚会更不一样。

政治价值推广与深耕的艰难

学者曾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去价值”与“去伦理”的“力的秩序”,以维系国家持续的富强。再加上许多人经常将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s) 混为一谈,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权利意识的传统,经常认为谁的地位高,拥有的权力就大,拥有的特殊权利就多。

这种状态在本土华社中也颇明显,即在政治上表现为对强权的崇拜,对个人与群体权利的认知不足,且经常混淆权力与权利的不同;在日常生活上以生存为最高原则,忽视精神、价值与意义等层面,以及这些元素对于个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1980年代后华社出现倡导“民权”与“公民社会”的呼声,特別是在文化与华教场域,华社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为突破面对国家压迫的被动抗争困境,试图建构新的实践方略和论述,将素朴却深具影响力的文化民族主义动力进行转化,以民权、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等价值及观念的平权意识为基础,捍卫华社的文化权利,抵抗和挑战国家霸权的压迫,也期待更多人掌握与实践公共生活中,有关自由、平等及民主等价值意识,打破族群间藩篱,协助国家迈向民主化。

但是自由民主意识开展的过程困难重重,譬如1987年发生“华小高职事件”时,华团的论述动员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调,民主人权等内涵仍有限。

经过十余年后,2001年发生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528报变”里,延续过往经验,不少华团认为是政府意图打击华社,因此激發文化民族主义的危机感,快速采取行动回应。但是对于事件中所牵涉的新闻自由与言論自由等理念,以及攸关个体和群体的文化权利和传播权利,对许多人相当陌生,未必意识其重要性。

原本反对执政党介入媒体的华团,却要求会见当时国阵主席马哈迪,希望“大家长”能够介入调解,透过其权威解决“华社内部”争议,让华社能维持现状。当收购案已成定局,反对行动迅速降温,在团结族群内部与避免分化下,许多团体与个人放弃原先立场接受“现实”,务实地修补与政党和主流媒体的关系。

上述以两个例子,较为简化地说明华社一直存在的文化民族主义动力,且内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也在作用著,但要转化为民主化的动能并非易事,以去年发生的“爪夷文事件”来看,这种状态迄今的变化不大。

浅碟式民主意识的脆弱

民间要推广民主自由意识的教育工作确实艰难,需耗费更多力气与时间,不少组织和团体长期默默地小规模的耕耘着。但抽象且理性的进步价值与理念,不易进入华团运作与常民真实生活实践,除已成惯习的文化民族主义反应框架,华社内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中,忽视精神、价值与意义等重要性,以及识时务的过度现实感,恐也影响对价值的培养与意义的认知,难以更深入理解这些理念。譬如对“民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选举民主的层次,对于公共参与的认识与实践难以深化,不易在面对突发事件及挑战时,成为更多人的判断与行动基础。

当前政坛上的大乱斗,让政治价值更为混乱,更添虚无与犬儒氛围。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化了丛林法则,过度简化现实的复杂多样,对强人和强权政治津津乐道。

不少华人虽对前首相马哈迪有诸多不满,但主要是认为马哈迪对华社长期的打压,这是文化民族主义下的反弹,但对马哈迪的强人与强权政治却颇为推崇,对他的各种政治手段也津津乐道(而马哈迪实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

华社部分菁英试图倡议“进步”理念,引导社会力与文化力的转化,但长期以来难以突破原有意识框架,使得理念和许多人日常实践及集体行动的落差仍大,不易走出对权威/强权的崇拜,对权利的意识也薄弱。

当前民主的实践确实存在缺失与不足,华社积累有限且脆弱的民主意识,更易受挑战而崩解,譬如中国近年大外宣的“威权优越论” ,从对香港治理到疫情防治等,其展示的威权“优越性” ,获得本土不少不同世代华人的支持。

华社不自觉的自囚状态

从上述讨论可初步理解,华社除仍具素朴的文化民族主义,也潛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子。这样的状态有其历史脉络的传承,以及社会结构因素的强化及巩固,面对不友善、缺乏支援与扭曲的体制,萌发强烈的自我保全意识、失落感与现实感,如此真实生活中不断掙扎的困境应被更多的理解。

然而,这也巩固华社弥漫的崇拜强权与崇尚物质意识,难以厘清“权力”与“权利”的差別,且对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兴趣缺缺,认为要生存下来要更务实,框限了其他可能性,缺乏反思与改造的集体学习经验和练习,使得社会不易向前迈进,甚至落入自囚的状态里。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传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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