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戳到排外与爱国情绪

【凝视世情】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日前发布有关马来西亚在抗疫期间的专题报导，其中有部分内容指政府差別对待外籍人士。此报导引起民间或政府相当大反应，除批评《半岛》的报导不公与误导观众，《半岛》的职员也收到网路骚扰与死亡威胁，且遭政府大动作调查，其中在受访里陈述有不公待遇的孟加拉移工，竟被取消工作准证。

这则由外国电视台针对抗疫期间的报导，为何在马来西亚引起如此的争议与后续反应，除了内容之外，显然还有更复杂因素。

疫情下排外的权力关系

在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氛围中，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虽习惯不同群体的差异，但也存在彼此的各种偏见和刻板印象。除公民之间的差异与隔阂，因应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来劳动力，国内长期存在人数庞大的有证与无证移工，他们与老百姓共同生活，且成为显见又陌生的外国“他者”。

不少国人对移工有著既需要又排拒的矛盾心理，甚至视为生存所需工具，剥削与宰制移工的事件时有所闻，且常把一些社会问题归咎这些他者。譬如，社区脏乱与治安不佳时，矛头常理所当然地指向陌生且不太了解的移工。在这社会中移工被置入群体阶序权力关系中，是较公民地位更为低下的他者，且似随时可以弃置。

疫情的危机持续难解，增添人们的焦虑与不安，在高度不确定下，许多讯息对短期未来的情势持悲观倾向。为求生存和自保，国人更容易将面对的难题归咎外国“他者”，不太考虑与同理他们的处境，甚至认为他们随时引发灾难，因此更敌视与害怕，产生更明显的集体排外情绪。不过，抗疫期间升高的排外情绪与行为，非本地所独有，许多国家也出现类似问题。

恐惧下渴望集体安定感

排外情绪内含恐惧与不安，害怕和我不同或不像的陌生人或外国人，以及惧怕不认识且可能是危险人物者。恐惧本是人性的一部分，特別是对未知的恐惧，常会没来由和无逻辑地幻想恐怖的事情。

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恐惧也可能受到塑造与被合理化，以影响和扭曲人们的思考与感知，做出错误的判断与行动。

在恐惧的情绪与心理下，集体的身分认同则提供内在安全感，自觉归属于某一边界内的群体，让人内心更笃定些，因此，国家认同可成为危机下的安全感重要来源。

本有差异且未必相互喜欢的国人，处於共同抗疫状态下，产生较强烈的内在凝聚力，对外来他者出现更多敌意，且成为烦闷情绪的出口。在枪口对外下，使得移工与难民成为替罪羊，对他们更是嫌恶与抗拒，这些现象在网路的纷乱言语中更是明显。

在如此社会氛围下，人们希望强大且稳定的依靠，更期待强而有力的政府，稳住国家局势与带领国人走出困境。而国盟取得政权后，马来人失特权的内在危机话术暂较难操作，随着疫情发展下显现的社会危机与焦虑，可将排他场域上升至国族的层次。

国盟政权试图透过疫情强化其治理，在“抗疫如战争”危机下，以国家整体存续为核心，发放“爱民援助金”等纾困方案，争取民心时也要求展现爱国心，配合防疫措施。同时政府以强硬姿态对外，表达捍卫国家的决心，对内也压制批评与言论，减少治理的噪音，强化其正当性以延续政权壽命。

《半岛》强调“为无声者发声”

《半岛》这个“外国”电视台对本国抗疫期的报导，正好戳中了许多人排外与爱国情绪，成为引起反弹和不满的主因，再加上政府的大动作回应与反制，也扩大其效应。

《半岛》在本地有相当知名度，但许多人仍对它未必熟悉与了解。《半岛》在1996年诞生于言论与新闻自由较为匮乏的阿拉伯世界，希望提供不同于西方媒体的国际新闻与观点。但是它在新闻报导标準上，奉行的还是西方新闻界主流的新闻客观主义，其立台精神是：“作为不同意见两方的论坛”（as a forum for the opinion and other opinion）。

这些年来，《半岛》未必理会各地政府的新闻检查，提供异议者发声的管道，尝试扩大民主空间，其英文台宗旨强调“为无声者发声”（voice for the voiceless）。 因为这样的报导立场与风格，经常挑战各国政府的作为，使《半岛》常遭中东与美国等国官方的质疑和压力。

《半岛》提供不同角度说法

《半岛》在这则专题报导中，从关注一些边缘与弱势者在限行令期间的状态切入，揭示在这块土地上部分人的困境、不同位置者的工作与实践，以及政府的防疫细节等。

此报导内容当然可受公评与讨论，但它尝试提供对抗疫措施的不同角度说法，当中包括正面与负面评价，让人们可以更理解这社会中的部分真实状态，特別是在边缘且受忽略的“无声者”，也提出掌权者在这过程中可能的治理缺漏，可以做为改善和提升不足之处，这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可贵之处。

《半岛》也有可检讨的地方，譬如，可更好斟酌“国情”限制，对部分受访者在画面上未做更好处理，使受访者面临后续的麻烦困境。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未必熟悉与了解这家“外国”媒体，在目前氛围下，更易感觉未知或不熟悉的他者对自身的威胁。因此，《半岛》的报导迅速被聚焦在批评政府部分，更把报导中的移工视为抹黑与汙蔑“我国”者，有破坏“国誉”之嫌，引发同仇敌忾的情绪。

虽然许多人知道自己的国家不够好，但还是有“家丑不可外扬”心理，尤其在大家自觉共同努力与牺牲面对疫情，使得马来西亚的防疫成绩渐受国际正面肯定时，更不愿面对被“外人”直接的负评，认为这是对集体尊严的挑战，自觉不容被诋毁与扭曲，甚至是合理的批评也不易接受。

操作爱国情绪强化正当性

政府对此报导采取不合里的大动作处理方式，顺势操作民众的情绪，将排外与歧视作为治理的权力工具， 同时以公权力压抑新闻自由与言论表达，对《半岛》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有吓阻媒体之嫌，也回避报导中所提出的质疑。

当“爱国”成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基础，以此团结对外，获取心理上的安全感需求，减少抗疫期间的恐惧与不安，而键盘侠的指尖成为护卫或攻击工具，轻易完成民粹式的爱国动作。一名马新社主持人也以爱国之名，在节目中直批《半岛》报导不实也不道德。

先前台湾政论节目中，一名讲者对马来西亚抗疫过程的胡乱评议，被认为是对国家尊严的侵犯，引起马来西亚网民的不满与激烈抗议，成为凝聚国人爱国情操的展演。

虽然《半岛》报导与台湾评论节目的内容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当下建构抗疫爱国氛围下，会被简化为是同样对马来西亚不友善或恶意的攻击，当然有要予以回击。但是当美国Youtuber力挺马来西亚的抗疫表现，提出对《半岛》报导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轻易赢得众多的讚好声。

警觉恐惧与爱国情绪

媒体应有更多空间在报导事实基础上，提供阅听人更多元的视角与观点，同时监督政府的施政。国人应更理性与包容的面对他者及不同观点，谦卑的自我反思与检讨。

至於有证与无证移工，以及难民问题，皆为长期纠结的复杂议题，没有简单的解方，在疫情下所有人都面临困境，实不宜对其产生排外与歧视的情绪。

近期《国家原则》五十周年的宣传，以及八月和九月迎来国庆及国家成立日，政府大概要展开新一波的爱国“大内宣”，强化爱国的情操。

爱国可以是由情感激发的动能，但十八世纪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提醒：“爱国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国人在恐惧与不安下，也要警觉爱国情绪的失控与被操作，以及可能引发的副作用，避免彼此皆成为权力底下的受害者。

黄国富，自由撰稿人，传播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