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技艺叙述的现实：追思塞普尔维达

【岛屿信札】

死在瘟疫流行时，这恐怕对智利小说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Luis Sepúlveda Calfucura）来说，是最好的死法了！

塞普尔维达有次被访，解释自己为何不用南美作家争相模仿的“魔幻写实”技巧来创作时表示，现实永远是魔幻的，因此即使运用像海明威一般简洁洗练的方式写作，只要作家把自己看到和了解到的现实叙述出来，读者总是可从故事中看到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现实，并展开思考。

现实永远是魔幻的！正如塞普尔维达就是死在2020年的2019冠状病毒瘟疫下，恐怕对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去年冬天至今春爆发的这场瘟疫，也是我们有生之年以来，从来不曾想像过的魔幻现实；曾何几时，已是全球村的国际社会纷纷实施起边境封锁，而我们的社会，更如惊弓之鸟般，只要周遭出现熙攘景象，就会有人担心群聚的风险……

现实永远是魔幻的

让我们回到小说家本身，虽然塞普尔维达在中文世界算不上知名的南美作家，但他在西欧文化圈来说，可是大名鼎鼎的畅销作家，甚至有人形容他的小说可能是继马奎斯之后，最多人阅读的南美西班亚语小说。

有趣的是，塞普尔维达不像其他南美作家般年少成名，意气风发，他在年过40以后，确切的说是在1992年出版小说《读爱情故事的老人》时，才初尝成名的滋味，这是中年作家之幸，也是他的不幸。

因为在彼时，世人对南美文学的瞩目，早已退流行，更莫论他的小说美学，还是一种对南美魔幻写实的叛逆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中文世界对他不显熟悉，甚至当他在今年4月16日因2019冠病逝时，只在传媒版面上小小一隅出现，当成是名人病逝的逸闻一则，而没什么有关文学的评论！

现实永远是魔幻的！塞普尔维达在1995年出版的性格张扬自传《巴塔哥尼亚快车》（Patagónia Express，英文译为Patagonia Express），让我无意中认识了他。

只不过，当时这本自传，在台湾的书店里，完全是被当成文学家游记来推销的，连书名都被书商另取了一个可说完全违反塞普尔维达叙述美学的名字，叫《南美魔幻之旅》，以至于到今天，中国的读者还以为《巴塔哥尼亚快车》这本书从未有过中译版！

 奈波尔与李永平的异同

我犹记得，当时候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奈波尔（当时虽已很红但还没能得奖，应该是在2001年才得奖的）的游记《幽黯国度》中译本出版后大热，掀起出版社一波文学家游记出版的热潮，而这本书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出版。

岔开一下话题，奈波尔的《幽黯国度》这本游记，是已故的砂拉越作家李永平为了搵吃，翻译而成的，因为这件事，当年黄锦树还曾忿忿不平地替李永平婉惜一番，因为奈波尔和李永平两人出身相仿，都是从英殖民小镇去城市，或说文化中心发展的作家，可是很明显的，两人的文学地位不可相提并论。

或许是因两人在创作上的选材方向的不一样，像奈波尔，无论他的小说或游记，其笔触在很早以前开始，就多将焦点放在独立后殖民地的总总现象，如他的小说《大河湾》里的非洲，以及那本有提到公正党领袖安华的游记《在信仰的国度》，因此久而久之，他的作品也就被诸多评论者奉为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了。

而李永平更专注在描写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如他的短篇集《吉林春秋》的“中国”小镇，在长篇小说《朱鸰漫游仙境》描写的西门町，以及在《大河尽头》里描写的婆罗洲。

虽然经黄锦树点醒之后，李永平的晚年回头去处理了他儿时的婆罗洲，但可叹的是，因为文学上的印象早已成形，李永平也就始终不若奈波尔那般，凭藉作品登上后殖民文学的神坛。当然，有论者就咬定，就是选材上的不同，才使得了两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文学际遇。

其实，以上的这两位小说家，都是我相当喜爱的小说家，所以前几年他们逝世之时（2017年的李永平及2018年的奈波尔），我都曾起心动念要给他们写个悼念文，只是都因另有重要题材而作罢，特别是奈波尔死时，正值马来西亚政党轮替之初期，因此更无闲暇之心念要为他的逝世撰文。

因此，如今我也就顺便藉着编辑嘱咐我可多介绍小说的机会，一并连这两位这几年过世的优秀作家的作品，也一并介绍了，好让大家若不幸要再度关在家中之时，能有好小说可以用来打发时间。

 流离之人特有的技艺

话说回头，其实无论是塞普尔维达、奈波尔还是李永平，他们都算是某种形式的流离之人；套句流行的文学分类来说，他们都是离散作家。

当然他们之中个别的人，离开故土到他乡生活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在他们展开创作之时，都已处在一种“离乡客居”的处境下，因此在他们来说，创作其实是一种流离之人特有的技艺，小说家就像故事的拾荒者，把生命里，或是记忆里，那些片断的生活的灵光、无法忘记的遭遇或是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拾获起来，书写成一种小说里的现实，从而发人深省。

特别对塞普尔维达来说更是如此，在其自传《巴塔哥尼亚快车》中，他就对自己的近乎极左的政治立场以及这个立场所带来的遭遇毫不讳言，青年塞普尔维达不仅是智利左派民选总统阿连德的坚定拥护者，还曾是共产党青年团的成员，因此他自然也就属于智利军政府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1973年血腥政变后，整肃逮捕的主要群体。

在当了两年的政治犯后，塞普尔维达被释放了，趁此之机他在国际特赦组织帮助下，逃往邻国阿根廷，此后十几年间，他辗转寄居于南美诸国和西欧，直到1989年皮诺切特准备重新开放民主选举制度之时，他才获准回国。

可以说，相比另两位出国留学的殖民地遗民来说，塞普尔维达的流离本质并非只有离散，还有流亡。流亡，那是一种政治上的被报复状态，这样会造成当事人有家归不得。而相反的，对离散者来说，有时其实并非有家归不得，而是记忆里的故乡，虽然景物依旧，却已物是人非，如英属砂拉越变成马来西亚之于李永平，英属千里达的独立建国之于奈波尔。

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位像塞普尔维达这样技艺娴熟的“拾荒者”，竟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没有任何说得出名堂的作品，政治流亡的岁月经常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要觅得像其他两位以文字工作为志业的作者一般的创作时机，当然就显得相对艰难。

当然，这不完全可以成为一位作者不写作的藉口，只是若一位政治流亡者，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仍难忘情于政治，那这对一位“作者”来说，就非常非常地杀时间了，如他在厄瓜多流亡期间，便接受联合国教课文组织的委托，就土人的文化如何受西方文明影响做调查，即使在经费终止之后，他仍留在热带雨林中生活。而后他还曾在1970年代末的短暂时间里，投入尼加拉瓜的共产主义革命游击队。

历经磨练的成熟转化

随着塞普尔维达在1980年代起流放到西欧后，他看似也远离左派的政治斗争，但其实在南美的流离岁月中，他对现实的观察，渐渐让他萌生坚定的环保意识。

显然在他的思考中，南美大地所面临的最大压迫，并非资本主义的资源掠夺以及阶级的不公而已，而是在掠夺之后残留的对环境的破坏，才是永久的对南美人的伤害。于是在那之后，他便开始活跃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抗争中。

不过，这些政治经历对一位作者而言并非是无用功！经年累积的行动与思索本身，便是创作最好的素材，环保意识和对跨文化主题的深度描写，一直是塞普尔维达的小说中不变的主题。

 如《读爱情故事的老人》里，塞普尔维达对雨林中的人的群体，描写真实动人，就更不用说书中所洋溢的浓烈环保意识，是那样地引人注目。

又例如在他的童书《教海鸥飞行的猫》里，不仅对跨文化沟通的艰难有清楚认识，并用猫们群策群力的来教育海鸥飞行这个事件，清楚的带出若要推动一场成功的改革运动，个人的醒觉远远不够，适时的群体力量介入，往往是改革的关键步骤。

所以说，塞普尔维达那娴熟的拾荒技艺，其实并非源于个人的才华及具品味和批判性的眼光。在流放的生活里，历经磨练的成熟转化，才是这位中年小说家得以拥有独特视角，成功由政治人蜕变为技艺高超的创作者的真正原因。

“你要飞，所有天空都是属于你的。”（《教海鸥飞行的猫》）

是的，如果一位作者，没把笔执起来写作，那他双眼凝视下的现实，将永远得不到让人理解的机会；反之，塞普尔维达用他那娴熟的拾荒技艺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现实，而这样的现实，启发着我们挣脱日常的现实，开始思索着！

吴振南是旅居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前报业从业员，目前是专职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与兼职文化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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