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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在5 年前刊登

政府应该管制口罩价格吗?

【当今特约】

瘟疫当前,口罩短缺。商家欲把口罩价格提高,政府则出手管制价格,并出员检举。灾难当前,商家对短缺物资调涨价格,是“无良”的行为吗?

“无良”是道德判断,就当商家是“无良”吧!但是,经济学问的是,商家涨价对社会整体带来了损害(即“无良”),还是给社会带来了利益?

本文要给的答案,挑战着“传统智慧”和一般认知。答案是:商家涨价不是“无良”行为。且听我缓缓道来。

价格管制法令和口罩的价格管制

价格管制的理论上回说过了。这次,先从事实说起。

2011年,政府推出了一个全面的价格管制法令,叫Price Control And Anti-Profiteering Act 2011(中文一般译作“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利法令”,以下简称“价管法令”),权限属贸消部(Ministry of Domestic Trade and Consumer Affairs)。贸消部并在该法令下,制订机制来判断某商品是否存在暴利(见宪报P.U.(A)130/2018)。

每逢佳节,政府都会各别颁布宪报,宣布在某某期间,某某商品为统制品。统制品,是指政府为其设下顶价,商家不可开高于该价。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市场上的15样食材就被列为统制品,包括鸡猪鱼虾菜,等等。

1月27日,贸消部发出严正警告,提醒商家口罩乃统制品,切勿“坐地起价”。至于“口罩是统制品”出自哪份宪报,我查不到。但在价管法令下,只要违反贸消部设定的谋暴利标准,即属违法。原则上,马来西亚所有商品都有价格管制。

2月6日,有报道指出,贸消部已经检举9家高价售卖口罩的商家,并开出21700令吉的罚单。

限制口罩价格的经济现象

政府对谋暴利的商家开出罚单,原则上是“没收”了商家的盈利(并作出警示作用)。这里会产生的现象有趣,分点说说:

(1)如果罚款和盈利等值, 而商家的盈利全部被政府没收,那么,买卖高价口罩到最后是让谁谋取了暴利?

(2)如果罚款超过“坐地起价”的盈利,那么架子上的口罩会被全部清空。这不是说全部口罩已——或将以——管制价格售出,而是商家会把口罩收起来,进行“枱底交易”。

枱底交易属于灰色地带,不一定非法却也不一定合法。前者就有如商家照样可以管制价格出售,但只卖给亲朋密友,或者限制每个顾客的购买量;后者铤而走险,分分钟被检举。不让市价浮动,市场上就会出现千奇百怪的手法来处理短缺问题。

经济学如是说:

价格上涨有调节需求的作用,需求较低的人肯出的价较低,需求较高的人肯出的价较高。问题是,社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可能问完所有人,问他们是不是比我更需要?

神奇的是,市场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市价的调整:让价格上涨,需求较低的人会自愿放弃,而需求较高的人会出价购买。

政府管什么?左管右管,结果是口罩短缺的马来西亚,竟然还有人捐口罩到国外去!

口罩限价的社会损害

价管所造成的损害,可不只害商家没有盈利而已,整个社会都蒙受买不到口罩之害。这是因为价管限制了供应。

价格传递信息,生产者看到好价了,自然会多生产。价格被管制,传达的信息是增产无利可图,他们不会多生产。于是,在价管下,口罩供应不会增加;供应不增加,短缺问题又谈何解决。

但是,价格不是唯一传递信息的方式。生长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对这样一句口头禅不陌生:“讲一声,就可以了嘛”。

我们看到,贸消部随着1月27日的严正声明,隔日就说会敦促口罩商多生产。到了2月7日,《当今大马》有报道题为《政府下令厂商增产口罩,承诺用公帑买下多余产量》。政府跟生产商讲一声,就可以让他们多生产了嘛,需要市价做什么?

我想反问:限制市价,还要下令增产,增产的利益何在?作为厂家,增产会增加收入,但是增产的成本由谁来付?让原本在生产线上的员工加班熬夜,是要给加班费的。由员工付,就是不给加班费;由厂家付,净利能否增加有疑问。

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口罩短缺,如果市价上涨,厂商增产可以获利。经济逻辑是厂商必然增产,最后短缺问题得到解决(或缓和)而厂方(包括厂主及员工)获利;如果限制市价,厂商增产是不自然的事情,是听命而为之。

如果增加的产量刚好满足了短缺,政府不用出钱购买,但增产的代价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造成社会损害;如果增加的产量导致过剩,不只增产代价没有补偿,政府又要买单收货,多余存货又要如何处理?结果造成社会损害更大。

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例子,如此清楚的说明,政府在鼓励着浪费!

高价口罩的分配问题

如果口罩没有限价,就算一个原本几毛钱的口罩飙到几块钱,珍惜生命的人还是会买得起。但是我们也不排除高价可能会让社会上的贫困人士无法负担。所幸人间有爱,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已有慈善团体和宗教组织在处理。政府如果真的想帮忙,当以市(高)价购买,再免费派发给贫民,而不是限制市价,导致浪费。

希望读者可以明白,让价格自由调整,在灾难时期可以发挥积极的供需调节作用。也希望读者明白,一些立意良善的政策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那些所谓“坐地起价”的商家,不是一般想像的那么“无良”,他们还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利益,也至少不会带来那些意想不到的社会损害。


张恒学出生于槟城大山脚,启蒙于香港,现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