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拨款争议遮蔽了什么？

【凝视世情】

拉曼大学学院（简称拉大）拨款事件发展迄今，已成政党角力的拖棚歹戏。在朝野政党各自选择性地抛出对己有利的部分事实，一般民众已搞不清争议实情，仅能以初步印象和直观感受，选择对此事的看法或立场，错失理解牵涉其中的复杂结构与脉络，也模糊和遮蔽了政府过去对高教关键理念的偏误，其所造成的问题将影响社会和国家的持续发展。

“例外”状态下的拉大发展

从历史脉络来看，拉曼学院（拉大前身）于1969年创立前，掌权的党政机器在建构族群政治的状态下，开始以族群配额制压缩非土著进入国立高校就读，逐渐增加土著大学生的人数与比例。

1960年代末期，政府限制华校生出国深造，且拖延华社兴办独立大学的诉求，引发华社不满，因此，政府在治理上采行“例外”状态的方式，同意马华公会创办拉曼学院（而非大学）和给予部分补助，回应华社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缓和其不满。

因此，拉曼学院/拉大是介于国立与私立高校之间的例外存在，长期获得政府的补助，且使其成为族群政治建构工程的一环。

拉曼学院/拉大的收生以华裔为主，许多华裔也视其为“华教”的一环，与更早创立且扩张的玛拉学院（玛拉工艺大学[UiTM]前身）并行，培养各族群的人才，然而族群界线也进一步在教育场域获得巩固，拉曼学院/拉大也成为马华有助“华教”的重要“政绩”。

经过数十年后，整体高教环境的种族化状态几已成常态，加上各种显性与隐性的政策施为，族群分化的氛围更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以自身族群意识为出发点的思考，成为许多人理所当然且不自觉的惯习。

在经济发展的场域上，拉曼学院/拉大的发展被框限在应用与实务的领域，限制了其在知识积累与研究创造的可能。和大部分私立高校一样，这些施为有利于培养国家机器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时所需的人力资源，然而，却忽视提供现代公民应有的批判思辨能力与社会意识，限制了毕业生在本土社会的可能发展。

整体而言，深嵌在族群政治与追求现代化脉络中的拉曼学院/拉大，经过半个世纪的例外状态经营下，已累积出相当规模和各种资源，在竞争激烈的私立高教环境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

政党办校体质“正常化”

在拉大拨款事件中，现任政府中的行动党意图突破族群政治的长期运作，试图透过财政部拨款的手段，将拉大的政党办校的体质予以“正常化” ，在“政教分离”后成为一般私立非营利高校的运作常态。

然而，要马华在拉大的公共信讬与管理上立即退场，确实有其难度，毕竟拉大对马华公会仍有其实质与象征价值，这次也使出力气与政府周旋和缠斗。

过往不断宣称要超克族群政治的行动党，却陷入族群政治的泥沼，让此事件被界定为“华教”的拨款议题，因此也被简化为华社内部问题，攸关“代表”华裔的朝野政党，是否能替“华教”争取到拨款。

此事件涉及政党政治的政治计算和考量，手法也可争议，不过“政教分离”确有其正当性，让高校能回归高教体制中应有的独立性与公共性。较关键的问题是，现任政府没有把拉大的体制变革，置放在更重要且需长时间进行的高教结构改革中一并思考。

这也使得在这波朝野的攻防战中，竟与教育部的高教治理几乎脱钩，也掩盖了此事件所彰显的高教资源分配问题，事实上是教育部有责任去面对与改革的重要议题。

因此，回到拨款议题的原点，拉大长年“政教合一”的例外状态，应回到怎样的高教合理常态呢?什么私立高校可以获得巨额拨款（独厚拉大?）?

为了厘清与处理此一议题，我们要先厘清高教的角色是什么，政府应承担的角色等基本问题，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可能让高教体制有合理的正常化发展。拉大的体制变革也应在这样的脉络中检视，而不仅是单一高校的拨款争议个案。

私立高校的公共财角色

我们得先确立高教的公共财角色，因为这将影响政府如何监理私立高校和资源投入等问题。大学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不但能使受教育者受惠，且会将效益扩散至整个社会，让他人也能接受到其溢出的利益，特别现今是特别强调知识经济和数位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的质量与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关系非常紧密，是整体国家和社会开展的重要基石。

因此，高教有很强烈的公共财特质，国家应对国立与私立高校分别投入更多资源，鼓励更多非营利办学，培养有利于整体社会发展的人力，矫正市场失灵的可能状况，不应放任市场来决定高教的品质。

以一般人较熟悉的美国高教体制而言，其私校多属非营利性质，由公益组织和宗教团体等单位办学，政府也会提供一些资源和税务减免等方式支持其办学，彰显私立高校的公共财角色。

然而，上述有关高教为公共财的理念，在1980年代马哈迪任首相期间出现很大变化。政府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开放私立高教私有化，且不是鼓励非营利的私有化方向，而是让私立高教环境朝向市场化与商品化，在私立高校快速增加下，政府很少将资源投入私立高校和更妥善的监管，使私立高教环境出现许多乱象。

过去三十余年来政府把私立高校主要界定为私有财，对私立高教的经营模式是鼓励营利导向，因此，在一般私立高校申请设立时，即规定其为由私人有限公司（Sendirian Berhad）所持有与经营，教育部官员到校稽查时，也极为关心财务状况，关注各科系收生多寡与与办学绩效等。

这整体作为驱使私立高校的经营充斥市场化与商业化逻辑，抛弃社会责任与高校理想，对价值与理念缺乏认识和追求，造成如今私校“学店化”状况普遍，且成为贩售文凭的机制，甚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常态。

这就忽视大学与高教的功能与价值，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缺乏人文素养、过度功利的人民，让社会的发展一直深陷在困局里，无法深培社会的底蕴，难具备更全面的能力应对变化愈趋快速的世界，甚至扭曲与限制了社会发展的可能。

凸显高教的公共财角色

目前的高教结构的常态并不合理，在资源分配上，国家把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国立大学，且未尽监督滋远使用的责任，造成各种浪费资源的事例时有所闻。

同时却把私立高校推向市场竞争与追求最大利益的方向，推卸国家应投入资源的责任，扭曲了私立高校也是公共财的角色。

政府应鼓励更多非营利私立高校的运作，检讨现行法规定的合理性，譬如高教的非营利事业是否该由贸工部监督与管理，且将更多资源投入这些学校的发展，在合理的监理制度下，让非营利私立高校有更多空间开展各自特色与发挥社会责任。

因此，拉大拨款事件应放在整体的私立高教体制整体改革中一起思考，从整体面向将资源做合理的分配，调整与扭转对高教各部门的资源投入，也鼓励原本营利导向的私立高校转向非营利经营，让大学是公共财的角色更为凸显，而非放任追求市场化的经营模式。

政府应确认高教是公共财的理念，不应炒短线地处理政党与高校之间的政治问题，无意以长期角度处理高教结构千疮百孔的问题，或至少把此问题导向正确的改革道路。

这样才不会是每年预算规划时都要吵一回的争议，且让其他政党兴办的高校（譬如巫统的敦拉萨大学[UNIRAZAK] 、马华的拉曼大学[优大，UTAR]与印度国大党的亚洲医药科学技术大学[AIMST University]等）有合理的政党退场机制，不仅让拉大从例外状态走向合理的新常态，也将畸形的高教体制逐渐矫正迈向正轨。

黄国富为自由撰稿人，传播学博士，曾任教于私立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