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轮替未必带来转型正义

【人权节特辑】

马来西亚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是2008年大选后，因当时执政的国阵受到重挫，民主转型的契机展现曙光时，才开始掀起微弱的关注。十年之后，当我国终于实现政党轮替时，转型正义的概念自然再度出现。

转型正义通常是指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而导致的社会不公义，所展开的善后纠错、补偿和还原真相的工作。这包括追究、记录加害者之行为，也对受害者釆取赔偿、纪念等事宜。

但是，转型正义之讨论与处理，与当前马来西亚的情境是否吻合，或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我国的脉络，可能更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审视。

未竟的政治转型

首先，马来西亚虽然在2018年出现政党轮替，但不等同于政治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政权虽然易手，但体制结构和社经制度并没有马上调整，政治上的改革工程犹待展开。在民主体制尚未巩固、国民思维仍然保守的时刻，社会集体其实对转型正义尚未建立共识。

在马来西亚族群分歧的情境下，许多转型正义的议题势必涉及身份认同，还有历史记忆。若在政党轮替初期，立即掀动转型正义的议程，区分谁的正义，谁在加害，或会进一步招致历史和认同的对抗，危及民主巩固的进程。届时，社会既有的利益分歧不只无从整合，反而扩大族群间的张力与撕裂。

通常政党轮替后新兴政权的优先顺序，应是先确保有利于民主巩固的体制改革。在政治转型大致底定之际，才有条件营造共识，对正义进行究责与抚平。

不过，转型正义一般上多发生于前共党政权和前军事威权，如在前苏联、东欧、南美和台韩等地。这些国家在独裁政体下，经历过有组织性的国家暴力，如军事镇压、白色恐怖、人权迫害、特务侦察等制度性的政治压迫。

非制度性国家暴力

但是马来西亚在政党轮替前，虽然存有国家政权带来的社会不义和人权自由问题，却与上述的共党极权或军事独裁留下的制度性暴力，是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差别。即使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时期，我国仍有定期选举、合法反对党和一定程度的民间社会，在政治学上属于威权民主类型。因此，在追究过去的历史和伤害时，必需在认识上和定性上，有所甄别和厘清，而非将不同个案全盘归纳在转型正义的概念中。

五一三族群冲突的起因和过程，以及冷战时期对左翼的镇压，带有政治压迫和人权侵害，应在转型正义的原则下，调查真相，还原历史，弥补受害者的伤害。

但有些事件却属于政治范畴内的角力，如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是语文与教育政策的抗争结果。另外，有些案例属于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的滥权、失控所造成，如赵明福、阿旦杜阿、社运与宗教人士失踪，以及扣留营死亡案件。

他们的生命与人权受到迫害，是不同权力体制的滥权和缺乏监督所致，既出于不同动机，亦有执法不公与司法腐败的原因，政党轮替后应着力重新调查，但这类事件不属于系统性的国家暴力。

对上述不同案例的讨论，旨在指出，转型正义是有特定指涉与意涵的概念，需符合一定的历史与环境条件。当我们借鉴国际上有关转型正义的讨论时，也要谨慎区别，切勿将执法机关的滥权偏私，与体制上系统性的长期政治压迫，混为一谈。

协商式转型的局限

最后，政治转型的过程和路径，亦会影响往后的转型正义如何开展。马来西亚在2018年的政党轮替，不像东欧和南欧国家一般跟过去完全断裂，产生一个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民主政权。希望联盟与马哈迪的前巫统势力结盟，导致我国的民主转型是协商式的转型。

这种协商式转型，是旧权贵与长期抗争的反对党，透过协议与和解而达成政党轮替，但这种结盟虽冲击最大卻格局保守。反对运动跟在朝力量结盟，导致保守力量没有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加上政党轮替后政经结构仍无法与过去彻底断绝，可能加害者或滥权者继续留在政治上，如果还没有共识的话，追究责任极易引致保守力量反扑。

换言之，政党轮替未必带来转型正义，而对公义和不公的究责和补偿，是一个需要耐心与细腻的重大社会和解，宜审慎处理，避免掀起更大的仇恨与对立。

潘永強，现任南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同时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编按：本文为“人权周特辑”文章，由隆雪华堂青年团及民权委员会供稿，以配合12月举行之“转型正义—2019年人权周系列活动”。

小标为本刊所加，段落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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