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吉隆坡“非法”木屋区

【大专论政】

编按：《当今大马》新辟“大专论政”版位，每周末刊出，邀请国内外大专生赐稿言论版，让学生谈政治，让学术有思想，让行动有论述。

在吉隆坡开车，沿途风景除了有耸立的高楼外，还可看见一间间不规则的老旧木屋。他们部分自英殖民时期便存在，部分则是在独立之后才搭建。有的甚至有上百年历史，可谓吉隆坡发展史的见证者。

自1994年轻快铁计划推行，怪手伸入位于吉隆坡的非法木屋，当时政府出动推土机，拆迁2120户人家。后来再有2005年“零木屋计划”（zero squatters policy），至近期的地下铁工程，许多百年木屋都难逃迫迁的宿命。木屋在遭三波狂澜席卷后，“幸存”的可说是少之又少。

许多散落在城市地区的木屋，如甲洞、啤律路、八打灵再也等等，都因“有碍都市发展”，住户被强制迁入政府分派的人民租屋。随着一系列发展计划，木屋渐被贴上贫穷与落后的标签，更有媒体以“城市大毒瘤”形容。

木屋区、移民、都市化

木屋的起落、都市化与移民现象是密不可分的概念。19世纪末，吉隆坡盛产锡矿的消息传遍海峡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大量引入劳工，让吉隆坡在数年间人口迅速增长，呈一片生气蓬勃的景象。大批淘锡者南来，但英殖民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打点住宿问题，亦未能及时推动管制政策，搭建木屋成为垦耕者的不二之选。随着时间的推进，垦耕​​者迁移，个别的木屋渐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住宅聚落。

紧急法令时期，殖民政府为剿共，将大部分的木屋住户圈地管制，形成新村。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木屋都被圈入新村，剩下的、对政府不具威胁的部分都被留在原来的地方。世世代代下来，他们即不被当成新村，也不被视为合法，成了非法木屋。

尔后，1970年代我国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鼓励郊区巫裔往中心发展，以让吉隆坡的种族分佈均衡。但当中前来的巫裔原先生活并不富裕、教育程度不高，再加上城市人多地少，也促使他们也住入非法木屋。

近来，吉隆坡木屋区已逐渐成为外劳的栖所，很多木屋的屋主因生活条件改善，迁至更好的环境，原来的木屋便出租给在附近工地工作的外劳。实际上，大量的外劳入住改变了当初木屋区的原貌，某程度也让原有住户感到不适。

为何成为“非法”木屋区？

新加坡前东南亚研究所所长Kernial Singh Sandhu为“squatter”一词下这样的定义：“临时租地契的扣留者、非法占用土地者以及擅自闯入土地者”。

我们知道不少木屋区被视作“非法”，却很少去了解是什么过程让他们成为“非法”。既然无执照搭建属非法，为何这些木屋在当地根深、甚至发展出自身历史记忆前，都没有遭到处置？

关于这问题，甭说局外人，很多在地的木屋区居民也说不清。

1891年始，英殖民便有推行土地管制制度，将吉隆坡分划作四区：峇都区（Mukim of Batu）、文良港区（Mukim of Setapak）、安邦区（Mukim of Ampang）及吉隆坡区（Mukim of Kuala Lumpur），并且列明土地拥有者得先政府登记方可始用，而英殖民也开始向占有土地者征收地税。

独立之后，更设定了土地管制法令。在1965国家土地法令第56条文中更有说明，任何人都不能私自占有土地，若要占用，得按官方制定程序申请。所有占用者必须提出申请，而持有临时地契者（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se，简称TOL），得定时交税。

政府处理手段纰漏

但大多木屋住户却指，他们缴付的费用与时限不一，有者则完全没有交付。更有住户表示，曾有执法人员告知，只需要一次性缴付数百元，便可长期占用该土地，而不会遭到对付，但在付费后却未提供单据。

非法木屋的出现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住户和执法人员出现不同的说法，并不是法律疏漏，而是实行不严谨导致，以及执政单位“tidak apa”的处理态度的纵容。

吉隆坡一带的木屋区，除非对城市发展工程形成阻碍（1994年轻快铁工程、2013年地下铁工程），又或是该地皮被发展商收购，否则政府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所占之地被圈入发展蓝图，该区的木屋将无一幸免，要求住户短时间内迁出木屋区，这正是构成住户与发展商矛盾的主因。

居民屡遭手段对付

进入木屋区深处，可见一些木屋已烧成炭，堆积成黑压压的一块。经由住户告知，这里每两三年都会发生一场大火，是寻常的现象。大家异口同声有人纵火，但纵火的是谁？没人知道。住户都说，也许是“白粉仔”吧。

再看外墙，都染有红漆喷的编码。有者指是执法人员在晚上悄悄喷的，也有指是某个早晨，一群身份未明的人，拍打着门窗，挨家挨户查问人口后，便往墙上喷。至于编码象征什么意义，喷漆的人没有说明。

偶尔，会有人持手电筒，往屋里照，看看该户是属空户，还是有住人家。偶尔，会收到警告信函，要求住户近期搬迁。这类动作，不时在木屋区出现，而是什么单位指使？动机是什么？从未说明。

暴力行径被正当化

至于政府什么时候才会真正采取行动，住户什么时候会得到赔偿，在住户多次投诉后，依旧没有得到正视。无止境的“等”，对住户而言，如无期徒刑。无时无刻的骚扰和监视，让住户如同活在老大哥眼球下，长期承受精神压力。

再者，即便是报警，住户还是吃亏的一方。我国多项法令皆说明强行搬迁属合法，如1969年清拆木屋基本法（Essential[clearance of Squatters]Regulations, 1969）、 1974年街道、排水和建筑法（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1982年联邦直辖区（规划）法（The Federal Territory[Planning]Act 1982）。而住户在拆迁过程面对的安全威胁，皆因为“非法”二字而被合法化。

木屋区不像新村一样有“村长”作为发言代表，面对强迁的窘境，住户通常没有“话事权”，而是透过第三者，即该区议员与住户开会后，向市政局反映他们的诉求。

有时，住户更是狗急跳墙，只身挡怪手，但却犹如螳螂挡车，依旧难逃一劫。若声势不够，即便是面对喷红漆、火烧厝，只要有房子住，住户通常不会报案，见一步行一步。理由很简单，要是该行经皆属执法单位所为，这岂不是要自家人打自家人？

看清矛盾才能解决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搬？我只能说，能搬的都搬了，留下的等着赔偿。

“如果可以谁不想过的更好？只是我们没办法。”一位住户这样告诉我。

当初会选择搭建木屋作为庇护的，大多草根的一群，个人势力弱，但人数众多，经济能力中下，平均教育程度不高。他们一代接一代，有的甚至还在经营当年祖辈在吉隆坡留下的生意，将木屋分成前后两半，后面用来居住，前面用来做生意。

纵然政府为一户分发一间租屋，但搬迁后该如何持续卖豆浆、买椰浆饭，成了另一个问题。另寻生计，看似容易，然而申请执照、经营成本对住户而言都是负担。

很多木屋区的赔偿至今都没有谈妥，赔偿的单位可能是私人发展商，也可能是市政局。通常市政局给予的赔款是一户人家一间人民租屋。但这些人民租屋并不是免费的，住户得向政府每月缴付100至200令吉不等的租金，再加上搬迁、装潢费都得由住户自费，导致大多住户面临财务危机。

迁入人民租屋问题多

人民租屋与原居地的距离，楼层高低等等都得纳入考量，这将对仍在原居地工作，或是家有老者的住户形成影响。租屋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若政府真的重视，就得将重审这些问题。

观察吉隆坡木屋区被拆除的经验，并非所有木屋住户都是“钉子户”。倘若得到合理的赔偿，住户还是会选择迁至相较舒适的人民租屋。例如原居甲洞木屋的住户，在条件谈妥后，依旧选择迁往位武吉加里尔人民组屋。

一间人民租屋可以是发展的催化剂，可多少人又因此而失业、甚至陷入经济窘境？看清矛盾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而非一味将罪名指向不受法律保护的木屋区住户。木屋依旧会拆除，唯无声的呐喊将随着木屋区的移除而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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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诗弦，拉曼大学中文系三年级。